吳建民

　　過去六十年是中國闊步前進的六十年，也是中國外交大發展的六十年。在過去六十年里，我在絕大多數時間都處在外交一線，親歷了中國外交的大發展。回顧中國外交的六十年，我想是否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形勢大變化，政策大調整，外交大發展。

　　一、形勢大變化

　　過去六十年國際關系有了很大的變化，我以為最需要重視的變化是時代變了。

　　20世紀在很長的時間里，世界是在戰爭中，或者是在戰爭陰影下度過的。列寧1916年曾經做出一個重要的論斷，指出：當時的時代是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這個論斷為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和二次大戰后在亞非拉許多國家所爆發的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所證明是正確的，這個論斷對中國革命也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世間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時代也不例外。中國看到時代變化的第一人是鄧小平。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會見外賓時曾多次指出：世界面臨兩大問題，一個是和平，一個是發展(南北問題)，兩大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我黨十三大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論斷首次提出：我們的時代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以后，歷次黨代會均沿用了這個提法。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我黨毅然決然把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大轉折，不可能有中國后來三十年的大發展。三中全會的公報沒有對時代問題做出論述，然而，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卻包含一個重大判斷，即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將來打不起來，否則中國改革開放的布局就不會是今天這樣。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首先發展起來的是沿海地區，可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里，我們認為戰爭迫在眉睫，沿海地區是前線，不發展，等打完仗后再建設。

　　我們再想一想，中國的大發展主要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南方談話之前，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十分有限，充其量不過100多億美元，而今天達到了7000多億美元。1992年中國GDP為26638.1億元人民幣，2007年增至24.66萬億元人民幣，南方談話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請注意南方談話時國際形勢：東歐發生了劇變，蘇聯已解體。按照戰爭與革命時代的觀念，在資本主義大舉進攻的時候，應當關上大門，固守陣地。可是鄧小平卻說：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中國的大門不僅沒有關上，而且開得更大了。南方談話17年以來，中國大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鄧小平的決策是何等英明！這個決策的根據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大變化，時代變了。

　　二、政策大調整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這也是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復雜多變的形勢下永葆青春與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形勢變了，政策必須跟著變，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與時俱進。

　　回顧中國六十年的外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調整，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目標變了，從求生存轉為求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施行封鎖和禁運，無所不用其極，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就爆發了朝鮮戰爭，我們派出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與朝鮮人民一道同美國人進行了激烈的較量，最后在1953年7月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此后，中國周邊地區并不安寧。1961年爆發越南戰爭，這場戰爭打了十幾年。越戰期間，中國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我們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也有不少中國人在與美國人的較量中血灑戰場，長眠在越南。

　　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同美國人進行了激烈斗爭，不斗不行，因為這關系到人民共和國的存亡。

　　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最后走向破裂。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先后在珍寶島發生了三次武裝沖突。蘇聯在中國邊界陳兵百萬，人民共和國的生存受到威脅。

　　所以，在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國外交的目標是求生存。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黨把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外交要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外交的目標從求生存轉為求發展，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二)主導思想變了，從“立異”轉向“求同”。

　　鴉片戰爭之后的100多年里，中華民族面臨的重大課題是救亡圖存。帝國主義國家把中國人踩在腳底下，中華民族要生存下去，我們不接受欺侮，反抗他們的侵略、壓迫和剝削。我們起來革命，這就是“立異”，因為不“立異”就只能馴馴服服地當亡國奴。所以，我們奮斗了100多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們為生存而斗爭，當然也是要“立異”，要不然我們就很難存在下去。然而，時代變了，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變了，那主導思想必須跟著變，必須“求同”。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這個主題后面是世界各國之間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因此，我們“求同”不是一廂情愿，而是看到各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在不斷增多的這一現實。

　　胡錦濤主席2005年9月15日在聯合國慶祝成立60周年的首腦大會上說得好：“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上，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休戚與共。共同的目標把我們聯結在一起，共同的挑戰需要我們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而努力！”

　　(三)外交工作的重點從斗爭轉向合作。

　　在改革開放前29年，斗爭成了外交工作的主導面。同美國斗，同蘇聯斗，斗的目的是為了生存。我們為斗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求發展成為我們奮斗的目標時，那就要合作。中國要發展，如何才能發展起來？那必須得開放。開放的目的是為了學習和吸收一切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發展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合作，包括同發達國家的合作。回顧過去六十年中國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們都是通過合作來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從而推進我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贏基礎上的關系是可以持續的。

　　當然，外交工作的重點從斗爭轉為合作，并不意味著沒有斗爭，相反，必要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以中美關系為例，1989年中美關系陷入低谷后，中美之間斗爭還是很多的。但斗爭的目的不是為了破裂，而是為了更順暢地發展共同利益，更好地開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