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帝

　　“我認為，涉案農民所種的玉米屬于非法所得物，損失不應得到賠償；相反，涉案農民在國有土地上的耕種行為涉嫌侵權，理應受到法律懲罰。”7月3日，在河北省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精功航空公司代理人劉國山的發言語驚四座。

　　2005年7月，河北省懷來縣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毀農作物案，官廳水庫旁2萬畝灘地上的玉米因被飛機噴灑高濃度農藥死亡，造成直接經濟損失800萬元。事發后，當地農民群情激奮，強烈要求賠償。4年過去了，受害農民不但沒有得到肇事公司一分錢的賠償，相反還被對方指責為“非法種植”。

　　兩萬畝玉米被噴“毒藥”

　　2005年7月18日，懷來縣黑土洼村村民王洪江正在官廳水庫灘地種植的玉米地里忙著，突然聽到嗡嗡的聲音。抬頭一看，剛好一架白色飛機從他頭頂掠過，所噴出的液體灑落在王洪江身上。王洪江尋思著：最近沒接到飛機來噴藥的通知啊。

　　此后的7天里，飛機天天光顧王洪江玉米地上空噴灑液體。到21日，王洪江發現自家的玉米葉發了紅，這才發現飛機噴灑的是一種毒死莊稼的“毒藥”。不過為時已晚，22日，王洪江種植的大部分玉米開始發黃，到25日，王洪江家被噴到的玉米全部干枯絕收。

　　受害的不只王洪江一家，凡是飛機噴灑過藥的地方，幾乎所有的莊稼都發黃枯死，就連周圍水庫里的魚都翻白肚子了。

　　此時，距玉米收獲時間還不到一個月。

　　據懷來縣政府事后統計，該縣共有兩萬畝玉米地遭到破壞。

　　究竟是誰害了我的莊稼？激憤之下王洪江四處打探。過了幾天，有人告訴他，是懷來縣庫區速生苗木栽培公司(以下簡稱苗木公司)噴灑的“毒藥”。

　　2004年，苗木公司經北京市官廳水庫管理處授權，在水庫灘地建綠化帶。而此地被農民種植了大量玉米，公司多次與種地群眾協商退地未果，致使部分綠化工程無法進行。

　　2005年7月初，苗木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崇明擅自以公司名義，購買了100余箱“草甘磷”除草劑，并從錫華公司(后改名為精功公司)租用飛機，對玉米地噴灑農藥。事后，徐崇明投案自首，而豐收在即的玉米卻無可挽回。

　　在徐崇明看來，他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農民看來，卻是飛天橫禍。“我們已經種了60年了，怎么說收回就收回了？”王洪江說。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從上世紀50年代起，附近的農民就在官廳水庫灘地耕種。當時的縣政府曾作出規定：附近群眾可在灘地耕種，不負擔稅費，也沒有補貼，如水位上漲淹沒政府不予賠償，且政府決定收回時無條件交回。

　　1992年10月，懷來縣政府將該土地使用權劃歸北京市官廳水庫管理處，而附近的農民并不知道這一變更。

　　直至2004年，苗木公司找到農民協商退地，農民覺得難以接受，雙方扯皮一年之后，才發生了噴藥事件。

　　一起官司三次退回重審

　　2009年7月2日，本報記者來到當年受害最嚴重的黑土洼村，近4年過去了，當年被毀的田地里又長出了新的玉米。但一提到當年莊稼被毀的事，村民依然憤怒不已：

　　“那年本來還差一個月，玉米就豐收了，結果顆粒無收！”

　　“那年整個村都是勒緊褲腰帶過的！”

　　“什么退耕還林呦，明明是自己準備種經濟林賺錢呢，要真是為了凈化水源哪里會噴這么毒的藥？”

　　村委會主任王洪江告訴記者：“那年玉米遭毒后，每名受害村民就很快收到了由縣里墊付，每畝260元的補償金，但從那以后就再也沒有收到一分錢。按照當年的價格和平均產量計算，每畝玉米最少應補償1000元。260元剛剛夠種糧食的成本而已，但要不是縣里救急的260元，吃飯都成問題。”

　　“縣里說了，剩下的賠償要和苗木公司和精功航空公司打官司，打贏了再補償，就算打不贏也由縣里補償。可誰知這一等就是4年。”王洪江無奈地說。

　　“這4年官司打的難啊！”懷來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莎莎向本報記者解釋說，從2005年開始，懷來縣人民檢察院及程有清等1355名農民，便與苗木公司和精功航空公司打起了官司。受害村民認為，毀壞莊稼的人證物證俱全，打贏官司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此案卻經歷了“一波三折”。懷來縣人民法院三次一審，又三次被發回重審。

　　在第一次一審判決中，兩公司被判承擔全部經濟責任。之后的兩次一審判決，兩公司均被判承擔70%的經濟責任。該案卻三次被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理由均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在每一次開庭，被告律師都堅稱：農民在使用權不屬于自己的庫區灘地上耕種，屬“非法行為”，其種植的農作物也屬“非法利益”。

　　正如李副院長所說的那樣：“假如這次受災是普通農地的話，那么事情也就不會拖得這么久了。”

　　“上世紀50年代政府就說可以種”

　　不過兩萬畝莊稼被毀畢竟是事實，照老百姓的說法，“事情再怎么拖也要給一個交代。”

　　2009年6月30日，懷來縣人民法院第四次一審對徐崇明作出了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的判決，同時判決兩公司承擔70%的經濟責任。被告不服，提出上訴。

　　2009年7月3日，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

　　法庭上，精功航空公司委托代理人劉國山多次提出：首先，官廳水庫附近灘地屬國有性質，從1992年開始，懷來縣人民政府將該土地使用權，劃歸北京市官廳水庫管理處，因此，當地村民在灘地上種植的莊稼是不合法的，其在灘地上的莊稼也可視為不合法財產，不應獲得賠償。

　　其次，既然農民的耕種屬于違法侵權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應由自己承擔。

　　再次，苗木公司在2004年由官廳水庫管理處委托種植經濟林，其收益歸苗木公司所有，而當地村民卻在繼續強占育林區，侵犯苗木公司的合法利益，苗木公司的行為可理解為“正當防衛”。

　　“難道我們種的莊稼是非法的？修水庫時我們把土地奉獻了，現在水面少了我們種點邊角灘地就不行了。再說了官廳水庫旁的灘地遵循縣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作出的規定，政府說我們可以種啊，這幾十年來庫區辦也沒說不讓種啊？怎么就變成‘非法種地’了呢？”幾位參與二審開庭的村民代表在法庭上痛心地敘述著自己的樸素理由。也許，在老百姓認為種地收糧，天經地義的單純邏輯里，并不存在合不合法的問題。

　　原告律師則認為，懷來縣農民對官廳水庫灘地的耕種屬歷史遺留問題。當時修建官廳水庫時，將其所屬范圍居民按照比較低的代價或無償的令其移民，而這些移民大多安置在了水庫周圍。隨后，為解決庫區移民安置問題，國務院、省政府多次發文要求完善水庫移民的扶持工作。鑒于此，懷來縣政府以及庫區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允許周邊農民在官廳水庫灘地處耕種，為的是讓舍小家、保大局的移民能養家糊口。況且，農作物是農民花費資金和勞動換來的收入，這種財產是合法的。而被告使用粗暴的方法破壞了大量莊稼，造成了農民巨額經濟損失，理應承擔賠償義務。

　　持續了4年的爭執依然回到了原點。

　　還有多少筆“非法莊稼”的糊涂賬

　　一方是自發耕種，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鼓勵、默許的農民，一方是得到合法授權的公司。為了爭奪灘地所帶來的利益，此類矛盾在很多地方上演著。

　　法律規定，河流、湖泊、水庫等，除國家規定外，都屬國家所有。

　　灘地作為河道的一部分，一般也屬國家所有。

　　作為國有資產的灘地，理應為國家帶來收益，但在此案中，卻出現了“雞飛蛋打”的局面。不僅農民顆粒無收，苗木公司也因此瀕臨破產。是什么造成了這場悲劇？無疑，是對灘地利益無序的爭奪。

　　那么，灘地的開發利用是否有序可依，是否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去引導？

　　對此，懷來縣人民法院有關工作人員對記者的回答是：“據我所知，沒有。”

　　專門從事河道保護及利用研究的河海大學博士生導師江翠玲的回答是：“據我所知，沒有。”

　　中國青年報記者還致電水利部政策法規司，一位王姓工作人員的回答是：“應該是沒有。”

　　確實是沒有相應的政策法規去合理引導灘地的開發利用嗎？

　　記者搜尋了相關的政策法規。

　　198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河道管理條例》第24條規定：“在河道管理范圍內，禁止……種植高桿農作物、蘆葦、杞柳、荻柴和樹木(堤防防護林除外)”其他條款，大多只涉及到禁止的行為，對于利用灘地的責權利卻沒有明確規定，只是“應當由河道主管機關會同土地管理等有關部門制定規劃，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準后實施。”在國有灘地上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否該收歸國有？以什么樣的方式和程序收歸國有？沒有規定。

　　像官廳水庫周圍那樣利用灘地耕種的并非個案，在采訪過程中，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官廳水庫上游的永定河也已變成了“非法耕種基地”。

　　在懷來縣城外的公路橋上，本報記者看到永定河往日千余米寬的河面現只剩下了一條寬僅有五六米的無水溝渠，昔日的河道早已被望不到邊的玉米、葡萄、樹木占領。橋頭的村民告訴記者，永定河道內的莊稼地“沒有十年也有八年了，有水就淹，沒水就種，收了就能多養活幾口人，手頭就松快些。”

　　據本報記者以往所見，同屬華北平原的沙河等河流與永定河的情況相差無幾。近20年來，隨著華北平原地下水水位降低，河流、湖泊、水庫等萎縮，許多灘地便裸露出來。江翠玲教授告訴記者，隨著氣候變暖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北方地區的河流、湖泊、水庫等普遍出現了干化的現象，在河道范圍內的灘地會越來越多。

　　那么，在華北平原上隨處可見的灘地農田，到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侵犯國家財產”運動，還是一場為避免資源浪費、利國利民的善舉？

　　日益增多的灘地是該保護還是該利用？如何去保護，如何去利用？誰可以利用，誰不可以利用？利用者在灘地上的財產是否受到保護……諸多問題像魔咒一樣困擾著開發者。

　　也許正如原告辯護律師周立對記者說的那樣，“假如在灘地開發真有明確的政策法規可依的話，不僅官司會清楚許多，而且雙方的糾紛也許就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