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南京車禍案有了新進展：警方向檢察院提請批捕犯罪嫌疑人張明寶，而罪名是之前民眾熱議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非交通肇事罪。(7月8日《現代快報》)

　　6月30日，私營老板張明寶酒后駕車肇事，造成5死4傷。血淋淋的現場，點燃了輿論的怒火，紛紛要求對肇事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重罪。公安機關按此罪提請批捕，可以看做是對民意的一種尊重。

　　但現代刑法懲罰犯罪的依據，應是犯罪本身，而不能建立在“民憤”之上。刑罰針對的是“已然”之罪，罪的大小不應該隨著事后“民憤”的大小而改變。所以南京車禍引發了一系列令人思考的問題：法律如何回應民意？如何兼顧法治的嚴肅性和群眾的認可度？如何化解兩者間的矛盾？

　　事實上，南京車禍點出了中國法律的短板，針對惡性交通肇事缺乏合適的法律懲處：交通肇事罪，畸輕，輿論不認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則畸重，對當事人不公平，也有違法律的穩定性。醉酒駕車肇事，一般構成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只有七年(除非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而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除放火、決水、爆炸、投毒之外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這種危險方式必須與放火等的危害程度相當，起刑點就是十年以上，最高刑是死刑。

　　張明寶肇事時嚴重醉酒、撞人之后不停車，還有違章等劣跡，其惡性遠甚于普通肇事案。那么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合適嗎？有人以為，張明寶撞倒第一人，尚屬過失的交通肇事，之后繼續開車撞人，則不是過失，而是明知道自己的行為將產生的危害不特定群體的公共安全，而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是謂犯罪的“間接故意”，故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關乎人的生死，其證明應是最嚴謹的。醉酒者，雖然從法律上說，還是有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但從生理上說，其自控能力明顯減弱。若司法機關按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責，必須舉證張明寶在撞倒第一個人之后，主觀上對之后的撞人抱有“放任”態度，而不是由于嚴重醉酒，自控下降才沒有停車；否則，此罪名就不成立。

　　輿論應該意識到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極其嚴重的犯罪，不能因為“義憤”而擴大該罪的適用范圍。舉兩例說明，2008年珠海市某人駕駛一輛泥頭車，故意撞向路邊放學的學生，當場造成24人傷亡，這是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再看碰瓷案———故意造成車禍，要求對方賠償損失———因為可能造成車毀人亡的嚴重后果，而被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罪。顯然，張明寶的惡性遠未達到故意開車往人群里撞，或者因為碰瓷而不惜故意撞車的程度。

　　從杭州飆車案到南京慘烈的車禍，一直撥動著公眾敏感的神經。一方面，法律應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不應成為民憤的“消防隊員”；一方面，輿論關注的焦點，不應停留在具體的當事人該不該“槍斃”上。殺人看似可以平民憤，卻不能從制度上杜絕惡性車禍的發生，相反容易使公共意見情緒化，甚至造成冤案。民意是很容易轉變的，不能作為定罪的準繩。

　　惡性車禍已經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其背后有著底層民眾對社會公平的訴求，這不是刑法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有賴于公平的社會制度、和諧的社會環境。在法律領域內可做的是，填補懲治惡性交通肇事的法律空白，執行公開公正的事故處理程序，積極回應輿論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