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是歷史與國情的選擇。任何國家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深受本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和制約，還與特定的經濟、政治緊密結合。任何政治制度、政黨制度都與特定的社會基礎相聯系，都要體現這一基礎，維護這一基礎，同時隨著它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演化。中國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也不例外。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一個多樣性與特殊性并存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的長期存在與發展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近代以來相對獨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不斷的歷史發展，共同構成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社會基礎。

　　-中國這種特殊的多樣性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必然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政黨制度

　　和西方國家相比，近現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道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大體上都是一個內生的過程。中國本土資本主義緩慢的內生過程則為不期而來的西方列強侵略所打斷。隨著封建統治危機加深，洋務派官僚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引入西方以機器為標志的新的近代生產方式。中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在刺激、模仿和移植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是一個典型的次生型資本主義。在發展進程中，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分別經由兩個途徑出現了兩種形態，一個是在依托本國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勢力的基礎上產生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一個是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基礎上依靠外國生產設備、技術而產生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雖然均屬于資本主義的范疇，但它們卻是迥然不同的兩個部分。

　　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獨特產物，它扭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要求，打斷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向上的、合乎規律的發展，將其強行操控起來，使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政權的依附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則從一開始就遭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除了辛亥革命后曾經經歷一個“短暫的春天”之外，總是處于艱難境地。到了抗戰結束后，民族資本更是到了破產的邊緣，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

　　經濟結構決定社會階級和階層結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官僚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即中小資產階級。其中，大資產階級居于強勢主導地位，而中小資產階級則居于弱勢附庸的地位。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顯著特點，同時決定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多樣性。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既包括封建小農經濟，又分別包括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并非單一的經濟形態，以及社會上明顯的階級差異，共同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上層建筑領域的復雜性，既有封建的小農政治思想，又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和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因此，中國這種特殊的多樣性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必然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政黨制度。中國資本主義的上述顯著特點使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成為可能。亦即，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和特殊性，為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的最終形成奠定了經濟基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構件，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成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階級基礎。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與階級結構、政治與社會意識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是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的政治基礎

　　20世紀初，立憲思潮與革命民主主義思潮同時興起，它們都反對清朝的專制統治，都要求改變現狀。問題在于，究竟要在什么樣的層面上、程度上改變現狀。人們看到，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僅僅是一個政權簡單的轉換過程，中國政權的社會和階級性質并沒有根本改變，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一戰后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打破了中國人亦步亦趨學西方的迷夢，西方“新文化”的神圣感蕩然無存。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摒棄前人在數十年中頂禮膜拜的西洋、東洋楷模，重新尋找新的學習榜樣。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正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人把眼光轉向蘇俄，“以俄為師”，從舊的“學西方”轉變為新的“學西方”——尋求馬克思主義。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在把馬克思主義與同時代形形色色的思想細心比較的基礎上，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終于在現實考察、理性思考和熱烈討論后，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

　　五四運動后期，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董必武、瞿秋白、鄧中夏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投身于工農運動中，成為工農運動的領袖，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努力下，無產階級政黨動員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力量，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歷史開始了。

　　此時，處于彷徨苦悶中的孫中山，從五四運動中看到了民眾的力量，決心改組國民黨，“要把它建成一個群眾革命的先鋒組織”。蘇俄和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孫中山也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抗日戰爭爆發后，共產黨推動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國共之間的再次合作奠定了歷史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多樣性，決定了中國社會意識特別是政治意識的多樣性，即：改良主義思想家提倡的君主立憲方案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提倡的民主共和方案并存；官僚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治統治和馬克思主義者提倡的以人民當家作主為原則的社會主義方案，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提倡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并存。相應地，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也就依次經歷了民主共和、競爭性多黨政治、軍閥獨裁和國民黨一黨專治的輪替。這些政治模式的被否定說明，它們都不合乎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多樣性和特殊性要求。

　　中國共產黨人依據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和多樣性現實，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農民結成堅固的同盟，同中小資產階級結成可靠的聯盟，以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通過武裝斗爭的道路，既解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又解決反帝、反封建問題。因此，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既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不同于蘇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政治發展的具體運作中，在民族和階級矛盾面前，中國共產黨并用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兩大法寶，得到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反動統治下掙扎求生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與合作，這就使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具有特殊的適用意義。總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與階級結構、政治與社會意識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是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的政治基礎。

　　-注重群體和諧、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傳統價值觀是我國特色政黨制度的文化基礎

　　文化是制度建構的起點，制度則是文化的產物并影響著文化的塑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或者新的經濟制度，必然有一種與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價值觀。”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思想、觀念，就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

　　建立在個人本位價值觀基礎之上的西方政黨制度，是一種兩黨或多黨議會競爭性的政黨制度。這種政黨制度呈現出兩大顯著特點。一是政治多元。各政黨都有一套自己的價值理念、信仰體系和利益群體，它們為了自己一黨一派的利益，形成相互對立的政治利益集團。二是互相競爭。不同的理念、利益和群體必然要爭個高下，必然要尋求包括理念上、政治上的全面的優勢，這一點勢必要在政黨政治中體現出來。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重視群體和諧關系，強調人際和諧與群體的利益高于一切，認為個人應當服從群體。社會重群體而輕個體的價值取向，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除了獨特的經濟、政治因素之外，建立在上述理念基礎之上的中國獨特的“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和多黨制，也有別于一些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其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一顯著特征體現在文化上就是中國傳統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國大陸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就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各自一致的指導思想。這充分體現出中國大陸各政黨是在正確理論指導下，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合作關系。

　　在當今世界林林總總的政黨制度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深植于堅實的民族優秀文化的沃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相得益彰的價值理念，展示出合作、參與、協商、包容、和諧的文化精神，體現出人類社會固有的一致性與多樣性相統一的精神，不僅具有根本不同于其它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而且充分適應了當今利益多元時代下的和諧社會建構的要求。這一政黨制度必將以其顯著的優越性和長久不衰的生命力，在當代國際政治社會中展現出中華政治文明所獨具的魅力。(李金河)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