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經說過，“政策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句話概括的是干部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中的重要作用。我國當前正處在一個社會發展的特殊時期，各種利益沖突、社會矛盾復雜地糾葛在一起，由于政府職能的原因，政府又成了這些矛盾的核心。對基層政府而言，一方面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增大，另一方面是干群關系緊張，嚴重影響了基層政府的形象。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從中央到地方在干部問題上都做足了功夫，在基層選拔任用年輕干部就是其中之一，但社會輿論對此卻并不買賬，“嫩者上”、“低齡化”成了對年輕干部的調侃。當然對干部的管理也并不只是年輕化這一點，加強培訓和學習，完善考評機制都是必須的，對此，我們采訪了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王長江教授，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于安教授，希望兩位專家的觀點對我們認識干部年輕化與干部管理的問題有所幫助。

　　——編者的話

　　干部年齡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刺激公眾神經的敏感話題，從“60后”干部漸成中國政壇中堅帶給人們對干部年輕化的無限期許，到昆明30名“80后”干部通過公開選拔掛職副縣級領導，讓人感到的種種疑慮，這中間的情感變化折射出公眾隱隱的擔憂———是否干部“年輕化”的制度目標正在被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干部“低齡化”所異化。正是這種普遍的隱憂讓“29歲市長”的出現掀起了一場始料未及的輿論狂潮。

　　干部“年輕化”與現實問題沒有必然聯系

　　最早提出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上世紀80年代初，為解決“文革”后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年齡偏大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提出干部的“四化”建設，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其中年輕化是核心，也是最為剛性的指標。

　　但是，隨著時過境遷，過分強調“年輕化”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年輕化變成了年齡一刀切，很多基層干部剛過40就開始年齡恐慌，過了45就準備“讓賢”了，原本正是年富力強干實事的時候，卻開始整日為謀個“好前程”下功夫。中央黨校黨建研究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對干部“年輕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年輕干部有理想、有干勁、有創新精神當然是好的，但是如果過度強調“年輕化”，甚至把它當成惟一剛性的指標就不對了。現在有些地方在比著降低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你50我就45，你45我就40，這是把“年輕化”庸俗化了。我們提出干部年輕化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干部終身制的問題，但現在我們有了任期制就不存在終身制的問題，干部任用只要嚴格遵守任期制，年齡就不該對干部的任用產生過大的影響。

　　事實上，現在的基層干部中存在很多問題，如貪污腐敗、庸碌無能、與民爭利、干群關系緊張等，很多地方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干部的管理和任用上做了不少的嘗試，任命年輕干部就是其中一種。對此，王長江教授認為干部年輕與否與解決這些問題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關鍵是要看干部是由誰來決定的。如果人民對干部的任用有了決定權，那么上述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我們說黨管干部是說黨要管干部隊伍、政策、導向，黨要為百姓選擇自己的干部提供好服務，而不是要管到每個干部的人頭。關鍵是黨要為干部管理制定好的制度，這里說的制度應該是一個有機的、綜合的，協調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隨意動咎出一個禁止干部包二奶的規定，或禁止干部出入娛樂場所的規定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制度的要素，而要素成不了制度，相反這些要素因為缺少有機的聯系可能還會出現彼此矛盾打架的情況。因此真正能解決干部管理問題的不是制度要素而是完整系統的制度。

　　培養年輕干部不能拿基層百姓“開練”

　　對80后干部掛職副縣級的問題，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于安教授直言“不能拿老百姓開練”。他說，80后年輕干部在經歷和閱歷上是有所欠缺的，他們當然需要培養、成長與鍛煉的機會，但是不能拿基層的老百姓開練。現在基層的社會矛盾、利益沖突非常復雜，各種問題勾聯在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一觸即發，這對基層干部在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基層更需要成熟和能力強的干部，不能完全把基層百姓當成年輕干部開練的對象。

　　對于干部“年輕化”，于安教授也同樣認為不能過分強調突出。他說，干部的履職能力與年齡沒有直接的關系，關鍵是應該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細化每個職位對干部的要求。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個處級干部可能只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而基層的一縣之長卻是一個決策者的角色，兩者雖然是同級的職位，但對干部能力與素質的要求絕對不一樣，不能隨意互換。作為基層的縣級單位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多樣化社會，直接面對最現實最根本的利益問題，對一個人的閱歷能力、理論和實踐水平要求很高。所以我們應該本著公務員法的基本規則因事設崗，因崗選人。事實上，公務員法對干部的年齡沒有那么剛性的要求，是人們在應用過程中把年齡剛性化了，何以如此，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