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今年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篡改民族成分以換取加分的事件經披露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北京大學招辦主任劉明利透露,按照教育部的有關規定,北大招生辦在核實全部事實之后,決定放棄錄取何川洋并報學校批準。

　　北大應不應該錄取何川洋,輿論一直分為兩派,嚴懲派認為同情寬赦實為鄉愿;同情派則認為應該放過作為從犯的高考狀元。兩派分歧不在于造假行為應否受到懲處,而在于懲處的方式和對象。同情何川洋的人認為,只要他的高考成績是貨真價實的,就不應該為父母的過錯承擔責任,應該保留其錄取的資格。堅持嚴懲的認為,一則教育部文件對取消錄取資格已有明文規定,二則寬宥何川洋無異于縱容造假,“父母之錯”完全可能成為類似造假行為泛濫成災的堂皇借口。

　　現在,北大在輿論壓力之下做出拒絕錄取的決定,公眾又該如何看待呢?從網上的言論看,似乎仍然是兩派:同情派指責北大不夠包容不夠公平,嚴懲派則將之看成是維護高考公平的制度之勝利。而在我看來,兩者或許都是一廂情愿地過度闡釋。一方面,北大原本可能恰恰是想“包容”何川洋的,要不然教育部的文件早就有了,也不用“研究”這么長時間,更不會與何川洋簽訂預錄取協議;另一方面,維護高考公平的一些制度,在某些情形下還可能只是一紙具文。

　　如果我們嘗試著從“假如何川洋不是高考狀元”的視角來追問,就會發現一切的真相。被重慶考試部門查出與何川洋一樣民族身份造假的考生共有31人,可被網友曝光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副縣長之女,一個則是高考狀元。因為重慶考試部門拒絕向社會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單,假如何川洋不是高考狀元,他完全有可能躲過一劫,所以何川洋的母親才會將一切歸咎于狀元身份,而不是造假本身,“如果他不是考得這么好,就不會被網友公布到網上,北大也不會承受這么大的壓力。”

　　連造假者本人尚且“反思”如此,能想象北大拒錄何川洋會對試圖造假者形成什么警戒效果嗎?要知道,絕大多數造假者是不可能成為高考狀元的,民族加分當然是制勝的法寶。就連何川洋,其平時成績也一般,成為狀元純屬意外。雖然現在他加不加分毫不受影響,可在其父母最初的設想中,卻是準備借此為何川洋考入名校發揮關鍵效用的。而這,正是權貴家長們試圖通過造假獲取加分的驅動力所在。

　　北大拒錄何川洋,看起來像是在維護教育部文件的有效性。可事實上,假若何川洋不是狀元,假若此事不被曝光,那么這一文件在實際落實中很可能就是廢紙一張。假若這一文件始終得到有效的執行,那么重慶考試部門就不會執法犯法地做出“只取消加分不取消錄取資格”的決定;假若這一文件始終得到有效的執行,身為縣招生辦主任的何川洋的父親更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巨大風險,而“貿然行事”。

　　不難看出,北大拒錄何川洋本質上只是事情鬧大之后迫于輿論監督的結果,既不是基于對現有招生規定的絕對遵循,也跟主動維護高考公平沒有關系。倘若懲處造假者只是一種偶然,倘若高考公平得不到制度本身的呵護,那么何川洋因為狀元身份而被拒絕錄取,確實是可以喊冤的。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