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被異化，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據吳國林分析，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自治主要體現為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大會，并約定8個方面的事項應該由村民會議決策，但實際操作中，這種民主決策權難以落實到村民會議中，村民自治往往變成了“村委會自治”，并最終演變為村黨組織書記或村委會主任一個人說了算，對村委會權力的內外部監督很容易被架空。

　　一方面，村民難以有效行使監督權。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胡學相指出，雖然村民享有監督村委會的權利，但由于往往不懂得如何行使權利，加之擔心舉報會遭到打擊報復，所以面對腐敗村干部，多數村民常常選擇忍氣吞聲。另一方面，對村干部的外部監督也難以到位。鐘聞東說，各級政府對村干部的監管約束，無法像對國家工作人員那樣到位，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上的真空地帶十分明顯，再加上人手不足，當前各級政府對于村干部腐敗案件，往往是“民不舉，官不究”。即使村民把問題反映上來，有關部門也只是按職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協調機制。

　　此外，選舉制度的不完善也為村干部腐敗埋下了隱患。在胡學相看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干部選舉的相關規定過于簡略且可操作性不強，以致選舉實踐中，賄選、操縱選舉、行政干預選舉等問題不斷暴露。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唐士其認為，賄選與村干部腐敗有著天然聯系，那些通過賄選上臺的村干部，很少會考慮帶領村民共同致富，而是明確把“做官”視為一種風險投資的過程，一旦當選便想方設法加倍撈回投入成本，從而為日后的貪污腐敗埋下伏筆。

　　遏制“村官”腐敗須填堵三大機制漏洞

　　有關專家建議，遏制“村官”腐敗須進一步完善村干部選舉、村務管理和決策、村干部監督三大機制：

　　首先應改革村干部候選人提出辦法，完善選民登記和投票程序，確保村民有效行使選舉權；加強對村委會選舉的組織和監督，嚴查舞弊賄選，避免“家族村官”、“惡人村官”、“賄選村官”等現象的出現。同時應加強對大學畢業生、退伍軍人、私營企業主、返鄉務工人員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養和選拔，以改變目前村干部年齡漸趨老齡化、學歷偏低等難以適應新形勢的現狀。

　　二是完善村務管理和決策機制。凡涉及農村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事項，尤其是重大村務和財務, 都要依法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 杜絕由少數人“拍腦袋”決策的現象, 努力提高村務管理和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

　　三是完善村干部監督機制。上級部門對村委會工作的監督應進一步加強，可定期檢查村務、村賬情況，聽取村民意見。珠三角一些地方采用的村賬第三方審計就是一種有益嘗試，值得繼續探索推廣。村民更要成為村干部的“全天候”監督者，這就需要進一步打通民意反映渠道，讓村民的意見順利“上傳”到有關部門。

　　遏制村干部腐敗，根本還在于要在農村地區培育現代法治文化，增強村民民主參政意識和法律意識，并教會他們行使權利的方法，讓村民在發現村干部的違法違紀行為時能及時舉起法律武器。(孔博 詹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