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穆新成被“雙規”，據該縣知情人士透露，其財產大概有2億元。已公開的有限信息表明，縣里眾多礦老板和涉礦的各級政府官員，多被這位反貪局長“辦”過。凡礦主，均需向其“進貢”，或遭到“以辦案為名的敲詐”。這頗讓靠“雙規”斂財而被稱為“中國第一貪紀委書記”的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相形見絀。(《每日經濟新聞》6月25日)

　　我不禁想問，一個科級反貪局長憑什么聚斂多達兩億元的資財？

　　繁峙是一個礦產大縣，已初步探明的礦產資源有金、銀、銅、鐵、鉛、鉬、鋅、硫鐵、石灰巖、云母、褐煤等27種，礦點98處，其中金礦儲量居山西省之首。該縣近年礦難不斷，不僅當地政府因掩蓋事故真相受到過查處，還多次曝出收買記者以“封口”的丑聞。可見，當地濫采濫挖，超計劃開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隱患眾多，手染礦工鮮血的黑心老板，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會向一切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司法機構和各級“現官”“進貢”，“反貪局長”僅是其中一位“大仙”。

　　涉礦官員的屁股不干凈，當然情愿以錢財買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詐”。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員參股煤礦的治理也一浪高過一浪，甚至屢下最后通碟，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資撤股，可大多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礦產大縣涉礦官員之眾、規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勝查。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接受反貪局長的“敲詐”，與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塊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護傘。

　　權力不受監督，權錢交易易如反掌。一個科級的反貪局局長在地方上其實不算很高位置，可反貪局直接承擔著偵查貪污受賄等犯罪的職能，盡管其上有檢察長，再之上有人大、黨委和紀檢委的監督，以及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但事實上這些監督卻很難發揮其應有作用。一方面并未建立對反貪局局長等特殊人員的遴選機制，甚至反貪局局長的任用不須公開選拔、公示，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會報告工作和述職，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質詢，于是成了機制內和機制外的監督空白。

　　另一方面，反貪局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自立、自偵、自捕、自訴、自撤，一權獨大。這很容易讓人自我驕縱，一些反貪局局長就喜歡自稱“天下第一局”。這對于惡行累細的黑心礦主極具威懾力。自然，也給反貪局長權錢交易、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間。像曾錦春那樣動輒使出“雙規”大棒，問題官員自然心虛，于是想方設法花錢消災，巴不得早日脫身。正因為缺少制度性的監督和制約，曾錦春、穆新成們才如此膽大妄為，把一些官員玩弄于股掌，從而滿足自己溝壑難填的貪欲。

　　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說過：“沒有一種權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權力的制約和約束。”我們一些反貪局局長的權力，如果不受法律限制和其他權力的制約與監督，要成為人民的忠誠衛士，難矣。(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