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作為一名日本士兵，參與了侵華戰爭。6個月后，因為“看不慣軍隊燒殺搶掠”，他逃跑了。因為回不到家鄉，他輾轉來到山東濟南，并在這里安了家，從此再沒離開。剩下的70多年里，他盡全力幫助周圍的人，并拒絕了回日本。他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贖罪——

　　70多年來，山崎宏一直在為那場戰爭贖罪。盡管作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參與了6個月。

　　6月20日，坐在山東濟南市一家小診所里，這個老人覺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給小孩兒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經101歲了，幾年前，聽力開始漸漸喪失，到現在幾乎聽不見任何動靜。

　　但在街坊們眼里，他仍然是遠近聞名的“山大夫”。操著一口濃重的濟南口音，穿著一雙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認出他是個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國的日本軍隊服役，做一個為軍馬治病的獸醫。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月后，年輕的山崎宏來到中國，隨軍隊轉戰上海、天津，并在6個月后，挑了個黑夜逃走。他解釋，那是“因為看不慣軍隊的燒殺掠奪，破壞別人的生活”。關于戰爭的經歷，人們只能從他嘴里打探出這么多。

　　從眼前身材略微佝僂、步伐緩慢的老人，很難推想當年那個日本陸軍士兵的壯實模樣。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將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歲時，把山東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請到家里，在遺體捐獻登記表上鄭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遠留在中國了。”他指著登記表的復印件說。他所說的那個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岡山縣，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兩個兒子的山崎家，必須送一個兒子參軍。因為哥哥已經結婚了，山崎宏便穿上軍裝，離開了那個盛產葡萄的地方，來到中國。

　　6個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決定從天津向東逃亡。在模糊的記憶里，他記得山東半島最東面，“離日本近，可以找機會回家”。但在日本老家，親人們以為他早已陣亡了，為他擺好了靈位，并修好了墳墓。

　　這條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幾十年。沿路乞討來到濟南后，山崎宏停了下來，因為“這里的人們，給我飯吃，給我水喝”。從此，他再也沒有挪過窩兒，一個從唐山帶著女兒逃難到濟南的女人，經人說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給女兒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山雍蘊”。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兩張辦公桌的診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說道。提起過去的事，他都輕描淡寫，有些記憶也漸漸模糊。不時有人帶著生病的孩子來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講述，給孩子號脈，然后戴上聽診器，神情專注地檢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診所，然后10∶30離開。“每天都很準時，風雨無阻。”診所的主人劉謨桐說。桌子上淺黃色油漆已經有些剝落，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診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濟南也有一間自己的私人診所。那時，戰爭剛結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還只是郊區。過了幾年，他的漢語已經很純熟，經常能在廣播里聽到一個叫毛主席的人，告訴人們要“為人民服務”。

　　后來，山崎宏的診所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變成了聯合診所。再后來，他成為當地衛生院的醫生，吃上了公家飯。雖然一直保留著日本國籍，山崎宏幾十年來服務的，卻一直是中國人。

　　他的身份，和他參加過侵華戰爭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盡一分力量，向中國人謝罪”的念頭，卻在他心里藏了一輩子。

　　這個心懷愧疚的人很少說出自己的想法。認識他的人回憶起來，大都像劉謨桐一樣，評價是“太客氣了”。大多數時間，他見到人，都會欠身微微一笑，卻很少跟人交流。他從不串門，不開心的時候，也幾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傾訴，只是把自己關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資料，偶爾會哼幾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卻做了不少事。自己開診所時，山崎宏給很多窮人看病，都不收費用，盡管他日子過得很緊張。進醫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資都沒變化過，一直是83.6元。后來，女兒山雍蘊聽別的醫生告訴她：“每次漲工資，你爸爸都跟院長說，把機會讓給別人。”

　　雖說滿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蘊卻“什么都不敢問，什么都不敢說”。她到現在都記得，父親一直很嚴厲，很少笑，做事也很嚴格，并且常常告訴她“照著做”。而母親過世早，關于父親的經歷，他自己從來不提，她也幾乎一無所知。

　　要不是媒體后來的報道，她甚至從不知道父親具體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