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問題是一個戰略性、全局性的問題，它帶來的挑戰也必然是綜合的、全面的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潔

　　6月19日，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在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四次學習講座上，作關于全球氣候變化和我國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的報告時指出，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征，決定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面臨適應任務艱巨、發展空間受制、減排壓力不斷增大等嚴峻挑戰，同時應對氣候變化也會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技術創新帶來新的機遇。

　　何建坤教授在會后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政府需要權衡好對內對外兩個大局：對內是既要發展也要減排，對外是既要樹立中國的形象，又要維護中國的權利。他認為，這是現階段全面看待氣候變化問題的方法，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點。同時，中國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也對整個世界起著關鍵作用。

　　兩年前，中國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開始實施《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兩年后的2009年6月5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暨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政府再次表明了在氣候問題上的態度，認為年底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就事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氣候變化問題作出抉擇，是國際社會攜手合作應對挑戰的重要機遇。而中國也將積極參與談判，發揮建設性作用，全力推動哥本哈根會議取得積極成果。

　　中國看到的巨大壓力

　　在6月12日結束的新一輪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中國是主要焦點。參與談判的各方都急切呼吁與中國攜手合作，締結新的溫室氣體減排協議。

　　據了解，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大，增長快，面臨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有估算顯示，我國2007年能源利用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60多億噸，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而且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上升，按國際能源署(IEA)統計，199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3%，2000年上升為60.5%，2005年則達92%，目前已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雖然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當前仍約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3，但已是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7倍，在對外談判中面臨的減排壓力不斷增大。

　　根據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只有工業化國家才必須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中國不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也包括日本和歐洲，在哥本哈根大會前夕，紛紛要求中國在后續協定中作出承諾。這些承諾不一定是絕對減排，也可以是抑制排放的增長。

　　6月5日召開的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暨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強調，雖然中國的節能減排取得重要進展，但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相當艱巨。

　　氣候組織與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關于世界氣候變化問題的季度性研究報告《氣候問題展望》(總第四期)認為，中國以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為特征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正在發生顯著變革，并伴隨著中國在能源和環境領域面臨的巨大挑戰和瓶頸約束，伴隨著中國近期所面臨的越來越重大的自然災害及其社會經濟影響。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發展出現新增長點的形勢下，中國國內面臨著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嚴格執行產業政策，淘汰落后產能等迫切工作；需要加快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繼續發展循環經濟，推進企業、家庭的節能行動，以及加快高效節能產品的推廣；需要加強節能減排的監管和能力建設、人才建設，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中國政府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成員鄒驥教授認為，中國面臨的壓力中，核心的就是強迫中國過早和過量地承擔與工業化國家類似的減排參與責任。只要求中國限制、控制排放，但不考慮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資金，這個是很大的壓力。最終也不能排除有些國家會把談判破裂的責任歸到中國頭上的可能性。

　　從專家的角度看，應該認真地思考如何把經濟刺激計劃加上環境的標準，再加上節能、減排的標準，這樣就可以引導救市計劃向著既定的戰略目標發展。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完全有可能把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和我們長期的戰略目標結合起來。

　　何建坤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對我國和平發展的國內和國際環境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在國內既要加強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減緩和抵御氣候災害的損失和影響，又必須探索低碳發展的新型現代化道路，破解發展過程中全球碳排放空間制約的難題；在國際上既要緩解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又要應對氣候變化引發的國際政治、經濟、貿易格局的變動和激烈的技術經濟競爭。我國面臨對外爭取發展空間、對內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雙重任務，兩條戰線的形勢都很急迫，任務都很艱巨，需要統籌協調，妥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