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群星燦爛”時

　　“正是由于中央決策者持續不斷、堅定不移地支持，激發了航天人的奮斗精神，推動了中國航天事業迅猛發展。”采訪中，馬興瑞為《瞭望》新聞周刊描述了當前中國航天技術“群星璀璨”的輝煌圖卷。

　　中國是第五個自行研制并發射衛星的國家，第三個掌握返回式衛星技術的國家，第三個獨立研制發射極軌氣象衛星的國家，第五個獨立研制發射靜止軌道衛星的國家，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也是第五個進行探月飛行的國家。

　　經過50多年的發展，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已具備進入低、中、高等多種軌道的能力，低地球軌道運載能力可達9.5噸，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運載能力可達5.5噸，太陽同步軌道運載能力可達6.1噸，入軌精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截至2009年4月底，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已進行了117次發射，發射成功率達94%。1996年10月以來連續75次發射成功。

　　現在，航天科技集團擁有研制各類軌道、各類用途衛星的能力。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以來，中國衛星的技術水平、應用水平以及長壽命、高可靠性逐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研制并成功發射了七艘“神舟”號飛船和“嫦娥一號”月球探測器。

　　中國航天先后為國內外用戶研制、交付各類衛星90余顆。從1990年成功發射“亞洲一號”衛星以來，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先后為國外和香港用戶發射了35顆衛星。截止到2008年底，長征火箭共進行過29次商業發射和6次搭載服務。2009年年初，中國航天為委內瑞拉用戶成功在軌交付了委內瑞拉通信衛星。

　　航天科技集團具有研制多種類型戰略、戰術導彈等武器裝備的技術和能力。研制生產了從近程到遠程、洲際，從液體到固體，從陸上到水下，從固定發射到機動發射的完整配套的導彈武器系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航天這個高風險的行業，獲得如此眾多的成就，是在較低投入下取得的。原國家航天局局長劉紀原回憶說，“我國航天事業由于貫徹了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方針，注意結合實際、精打細算，以較少的投資、較少的發射次數，掌握了比較先進的航天技術。截至1983年統計，我國專門用于航天技術的投資，僅為美國的5%，日本的4%。”即使是目前國家財力較好的時期，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我國對航天的投入也遠遠低于其他航天大國。

　　這些投入對國民經濟的回報卻是巨大的。“汶川大地震時，當地面網絡全部癱瘓時，就是靠衛星通訊取得了可靠聯系。”馬興瑞為本刊記者講了不少類似的故事：2008年珠海航展上，國家氣象局局長鄭國光拉著馬興瑞的手說，“非常感謝航天的同志們，有了氣象衛星，我們沒有漏報過一個臺風，沒有錯報過一個臺風登陸，挽救了千千萬萬個生命，你們航天人勞苦功高。”在馬興瑞看來，所有這些既值得自豪，也是不斷激發航天科技工作者繼續探索奮斗的源動力。

　　三大制勝法寶

　　《瞭望》新聞周刊在采訪中，期望找到中國航天能在全球航天激烈競爭中得以異軍突起的“基因密碼”。馬興瑞直言，“航天能夠一直搞得比較輝煌，有三條根本經驗，一是堅持獨立自主、自主創新，二是堅持航天系統工程理念和方法，三是通過重大工程來打造培養領軍人物。”

　　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對自主創新的堅定“信仰”。

　　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回憶，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成功后，“聶老總緊緊握著我的手說，‘四個現代化靠買是買不來的！’他的話是有所指的。我國只有像這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實在在地干才行，絕對不能靠買。作為型號副總設計師，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這個遠程運載火箭全過程研制，對聶老總的這句話，我的體會實在是太深了。”

　　其實，即使在最初導彈仿制時，航天事業的先輩們就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的戰略意義。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說，“如果沒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組建就難以起步，1957年蘇聯也不會改變初衷，向中國提供技術資料。而爭取到外援后，如果放棄自力更生的原則，滿足于不斷仿制，不按科學理論吃透蘇聯產品的設計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在自行設計新產品中，如果不考慮先進國家的已有成果，則一切新的設計思想和理論也難以發揚，自主創新也無法落實。”

　　現在，堅定的自主創新精神已經傳承給了新一代的航天領軍者們。馬興瑞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加快空間技術發展已成大勢，需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在他看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獨立自主、自主創新的歷史，“自主創新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不懈動力。”

　　其次，中國特色的航天系統工程思想。

　　中國航天之所以能夠充分控制風險，實現“投資小、成效大”，在馬興瑞看來，關鍵在于掌握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較注重系統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們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大的系統，需要衛星系統、運載火箭系統、發射系統、地面測控系統等多個分系統的通力合作，我們一直有一個航天大系統工程的模式。這一點，我們比其他的行業在工程理念上要先進。”

　　劉紀原認為這源于錢學森，“在錢老倡導下，我國航天事業長期應用系統工程進行任務的發展規劃、科技管理、大型復雜工程管理，航天型號工程管理等，創立了航天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和組織管理創新三位一體的系統管理方法。”

　　1999年江澤民同志在表彰“兩彈一星”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指出，我國成功地研制出“兩彈一星”的經驗之一是，“廣泛運用了系統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陣管理等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

　　“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技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研，要數千人、上萬人協作，組織體系十分龐大。那時候每次搞實驗，全國通訊線路的一半要由我們占用。”錢學森謙虛地認為這是周總理領導下創立的，“那時是周總理掛帥，下面聶總具體抓。我想，他們是把組織人民軍隊和革命戰爭的那套經驗拿來用了，當然很靈，從而創造了一套組織領導‘兩彈’的工作方法……這套組織是科學的，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其三，創新、創造、創業的人才選拔機制。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聶帥強調必須把培養科技隊伍作為一個戰略性問題來考慮，提出要培養我們的年輕一代。”當年30歲出頭的劉紀原講述了自己在12所工作日子里的親歷。1962年3月，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東風2號”首飛失利，有人失去信心，主張從自行設計退回仿制。

　　但12所的一些年輕設計師們，堅定自行設計方向，勇敢地提出多項改進方案。12所年輕同志的舉動，受到時任五院副院長的錢學森極大重視和支持。最終年輕人經過4個月的攻堅，徹底解決了系統穩定性難題。

　　當20世紀90年代劉紀原擔任了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國家航天局局長后，他同樣傾力發現和培養航天科技領軍人才、創新人才。正是那個時期，31歲的張慶偉被任命為長征二號F火箭的副總設計師，37歲的馬興瑞從大學直接調任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二人最后都相繼出任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并由此帶動引導了一大批40歲左右的項目和型號的年輕領軍人。

　　“人才的高度就是事業的高度。”馬興瑞告訴本刊記者，目前，集團公司33名兩院院士的寶貴資源在軍工企業和中央企業中均占首位，“目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200余名型號“總指揮”、“總設計師”的平均年齡只有44歲，45歲以下的占70%；月球探測工程研制隊伍平均年齡不到40歲，正副主任設計師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占65%。”他堅信，“年輕的創新團隊是比‘嫦娥奔月’更為振奮人心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