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東東事件后，信訪屢成媒體熱點。近日，一個有官方背景的課題組發表文章，建議國家信訪局整合中央多個信訪機構，向各省區市派駐信訪官員，代表中央受理當地信訪訴求。這個建議被民間命名為“信訪欽差”，與沈陽大學增設“信訪方向”法學專業的話題一起，再度掀起媒體討論信訪制度的熱情。種種跡象表明，作為官方和民間關注熱點的信訪制度，如何變革、何時變革，已成為全社會共同思考的一個問題。

　　信訪是“群眾來信來訪”的簡稱，中國特色毋庸諱言。它的本意是為了反映民情、化解矛盾，但社會轉型導致的社會矛盾，卻使信訪漸漸成了累積民眾怨恨、加劇官民沖突的敏感區。近年來，信訪活動猛增，信訪困境雖引起各界重視，相關行政指令也不斷，卻并未見到好轉跡象。

　　學界對于信訪制度的變革，也爭論多年，各種論調都有。“休克論”主張完全廢棄信訪制度，理由是信訪消解了司法權威，是一種制度缺陷，背離依法治國的精神；“權力論”要擴大信訪機構權力，認為通過立法規范信訪，使之擁有有從調查、彈劾到提議罷免等方面的更大權力，使權力與責任匹配；“改良論”則認為可把信訪機構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讓人民代表全面監督一府兩院，等等。

　　如今出現的“欽差論”，不過是把“民眾上訪”變為“官員下訪”。這其實是技術層面的補救措施，與信訪制度的變革無關。這樣或許能部分解決民眾進京上訪這一表層現象，但效果如何還難預測。信訪官員首先難對地方權力構成約束，雖是下派“欽差”，但信訪局的秘書性質，使“欽差”們最多能起到反饋信息、督促查辦的作用，并無解決問題的實權或查處權。地方上真正難以解決的群體性上訪，利益多與地方政府有錯綜復雜的關系，最后反讓“欽差”多了被地方官僚同化的可能。

　　信訪的“人治”色彩，使這個制度本身就有一定的悖論。信訪的目的是把民眾輿論的公開“表達”轉化為直線“上達”，分層實現對地方權力的監控。這一目的本應歡迎民眾上訪，然而由于矛盾越積越多，上訪人群卻成了不安定因素。為了政績，很多地方對一些難以解決的信訪問題，采用諸如盯梢跟蹤、強制截訪、罰款、送精神病院、勞教、辦學習班、拘留、判刑等非法手段予以壓制。這種做法，無疑強化了信訪者反復上訪的決心，地方怕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此惡性循環，導致信訪人群的雪球越滾越大，最后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特殊群體。信訪在制度的設計中，本是民意的“出口”，卻在一些地方異化為民意的“虎口”，民眾的“傷口”，甚至讓信訪者“三緘其口”。

　　有學者將信訪活動分為建言類、求決類、訴訟類，后兩類信訪人已占信訪人群的90%以上。大部分信訪者是來檢舉、控告地方權力機構或個人瀆職失職、違法亂紀，或因相關機構裁決不公，要求“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的。由于信訪機構隸屬政府部門，雖然層層設崗、行行設崗，但因管轄重復、責權不清，其功能多被簡化為接狀紙的傳達室。民眾訴求在復雜的黨政部門間轉來轉去，耗費大量社會成本。

　　信訪或許能為一些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機會，但和它支付的社會成本和潛藏的危機相比，顯然是不相稱的。“信訪欽差”只是權宜之計，難讓信訪工作真正擺脫目前困境。如何讓權力在法治的框架內運行、如何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如何實現輿論的公開監督、如何確立司法的最終權威，依然是信訪變革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葉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