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做到決策科學民主、辦學公開透明，加分政策就不至于變異。我國的教育發展，最為迫切的任務是加強改革，建立一套能保障教育決策科學、民主，學校辦學能真正對受教育者負責的管理制度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日前表示，教育部將進一步規范高考加分項目的設置，到底哪些項目可以加分、應該加多少分，都會作進一步研究，嚴守標準、寧缺毋濫；要求各省市區清理并規范高考加分的項目、分值以及適用范圍；對于符合加分條件的考生，各省份招生部門要負責向社會公布，未經公示不能算入高考成績。

　　加分政策逐漸異化出了“加分教育”，同時滋生了腐敗

　　此前的一個月里，關于高考加分是否公平的質疑，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福建省有人大代表要求取消奧數加分，遭家長反對；另一個省的航模加分被指促成了一個“加分俱樂部”，記者調查顯示，當地某中學2009年參加航海模型加分測試的19名高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長要么是官員，要么是老板，其余6名都是教師子女。

　　從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看，對體育、藝術、學科特長生以及綜合表現優秀的學生給予一定加分，是為了修正高考錄取憑卷面分數的單一標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素質教育。但在實踐中，加分政策逐漸異化出了“加分教育”，同時滋生了腐敗。

　　加分政策之所以異化出“加分教育”，原因主要在于分數導向。加分政策是將考生某方面的特長，折合成一定的分數加到高考卷面分數上——特長素質“分數化”，雖然打著素質教育的旗號，但強調的是分數在高考錄取中的作用。在這種制度下，考生及其家長傾向于謀求加分，而不是謀求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而且這些折合到高考分數中的素質，只是在集中錄取階段發揮作用，進入大學大門之后，是不會被錄取高校復查的。

　　加分政策之所以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在于政策的制訂程序不民主，政策的執行過程不公開不透明。加分項目、加分分值的確定，基本由教育行政部門說了算，事先并不廣泛征求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的意見。這樣的加分政策決策程序，為權勢侵蝕教育提供了空間，導致加分項目泛濫。據報道，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門甚至可以為領導的子女度身定制加分政策，把違規合法化。有關統計顯示，各類高考加分政策現已達到192項之多，其中包括一些明顯有違教育公平的加分，比如為金融高管子弟加分、為進城買房者加分，等等。近年來，有關加分政策執行中的丑聞，不時見諸報端。2006年，湖南體育特長生造假案轟動一時，有不少持有“體育競賽優勝者”和“國家二級運動員”證書的考生，不會投球、不能跳、不能跑，一些三級跳遠的考生連沙坑都跳不到，參加健美操測試的考生連韌帶都壓不下……

　　不能簡單取消高考加分，應從三方面改造高考加分的土壤與環境

　　針對加分政策的變異，社會輿論呼吁“取消一切加分，還高考一片凈土”。不過筆者并不贊成簡單取消高考加分，因為取消了，按照高考卷面分數的單一標準錄取，表面上看可以維系脆弱的教育公平，但從近年來各地揭出的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大家也明白，只要影響高考加分政策從良好初衷走向變異的環境和土壤沒變，特權還會以其他方式來侵犯普通百姓的受教育權利。因此，對于高考加分政策，應做以下三方面改革，改造高考加分的土壤與環境——首先，變教育行政部門主導決策的方式為科學、民主決策，對高考加分項目進行充分論證。在目前的高考加分項目中，數學、物理、化學等全國性學科競賽的優勝者獲加分，考生和家長意見不大，而對于體育特長生、藝術特長生和三好學生的加分，則質疑頗多，原因在于特長和三好生評價可能有“水分”，因此，在選擇加分項目時，應廣泛聽取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的意見，而不能由教育部門自作主張。其實，如果這種新的決策機制能夠建立，很多存在于我國教育中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其次，每個加分項目獲得者的名單都要公示。在高考錄取中，一分之差對考生的投檔錄取的影響就極大，更不用說10分、20分的加分了。因此，在執行經嚴密論證確認的加分政策時，需要公開、透明，筆者建議，公布所有獲得加分的學生的全面信息，包括家庭信息，接受公眾監督。

　　再次，從長遠看，對考生的加分政策，應納入多元評價體系，即變“高考成績＋加分”為用多項指標對考生進行綜合評價，引導學生按照自己的個性發展，而學校根據對學生的綜合評價自主錄取。這類似于美國大學對申請者的評價和錄取。

　　當然，對于高校自主招生，近年來也存在質疑。其實，分析對加分政策的質疑與對高校自主招生的質疑，其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決策不夠科學民主、辦學不夠公開透明。也就是說，如能做到決策科學民主、辦學公開透明，加分政策就不至于如此變異，同樣地，高校的自主招生也會有良好的公信力。所以我國的教育發展，最為迫切的任務是加強改革，建立一套能保障教育決策科學、民主，學校辦學能真正對受教育者負責的管理制度。

　　(作者熊丙奇為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