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今年重慶市國企招聘高校畢業生的數量要達1.3萬人以上。這意味著,今年重慶市12.9萬高校畢業生中,每10個人中就有1人能在國企覓得飯碗。重慶市國資委此前發文要求,該市市屬重點國企黨委書記作為第一責任人,要親自抓大學生招聘工作。每家國企均要確定高校畢業生引進目標任務,實行目標責任制。(6月16日《重慶晚報》)

　　有經濟學家說,如果不是因為失業,經濟危機并沒那么可怕。就業乃民生之本,在金融危機襲擾全球,實體經濟深受影響的背景下,“保就業”可以說是各國政府當前最大的政治,這也就正是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全方位促進就業增長的良苦用心所在。然而,重慶要求國企確定高校畢業生引進目標的做法,卻并沒有贏得網友的贊許之言,反倒招致一片質疑和非議之聲。問題出在哪里?在眾多網友的跟帖中,不難發現 “行政命令代替市場經濟,開歷史倒車”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評判。顯然,人們并不是排斥國企的工作崗位,而是對于行政權力干預企業行為保持了一種擔憂和警惕。

　　不過,如果就此把重慶“給國企定招聘指標”舉措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則不免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泥淖。固然,在理想狀態化市場經濟中,是否招聘員工、招聘多少員工等取決于企業自身生產和經營需要,完全屬于企業自主的市場行為,政府是不能越界干預的。但,不能排除例外情況。回溯世界范圍內的歷次經濟危機,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即便是在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的國家,積極干預,確保就業,幾乎是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共同選擇——在為后人津津樂道的羅斯福新政中,政府要求資本家們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英國政府在今年年初出資5億英鎊實施一項刺激就業的新計劃,企業每招納一名失業6個月以上的失業者,就可獲得政府提供的最高2500英鎊“獎勵”……顯然,不管是羅斯福干預工人的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英國政府獎勵企業招納失業人員,還是重慶 “給國企定招聘指標”,盡管形式不同,可是殊途同歸,其目的不外乎一個,那就是擴大就業,促進就業,保障人們工作的權益。因為,誠如溫家寶總理所說:“就業不僅關系一個人的生計,而且關系一個人的尊嚴。”

　　再說,此次重慶“定招聘指標”的對象是該市重點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作為一種特殊企業存在的價值,更在于彌補市場失效的功能,主要體現在調節社會經濟和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也就是說作為企業,它具有營利性目的,可是營利性并非它的惟一目的。譬如,對于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領域,即便從企業自身而言無利可圖,國家也要投資生產經營,以保障公共利益。從這個層面看,重慶“給國企定招聘指標”舉措便不宜以單純的一定時段內企業利益得失來考量,而應承認其有利于發揮國企在“促就業,保穩定”的社會蓄水池效用——在人力資源方面,彌補市場失效的地方。

　　當然,肯定 “給國企定招聘指標”的合理性,并不意味著對國有企業的“世襲用工”痼疾、招聘過程中的暗箱操作和行政指標容易滋生“就業秀”等問題的坐視不管。否則,“定指標、保就業”這本好經,也不保在具體執行中給念歪了!　

　　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