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行事邏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鮮見：一個派出所，因為辦公樓落成，便張燈結彩搞起慶典，順便收一收各方送上的紅包。

　　我相信他們也一定不認為這事兒有什么不妥，否則就不會在慶典現場特地擺起桌臺，專派兩名工作人員記賬數錢。一時間，前來送紅包的人竟排起了長隊。

　　我還相信這么做的絕非僅此一家，只不過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qū)楊橋派出所不幸被網友曝光，事情一下捅到了網絡上。

　　貼出的幾張慶典照片尤其是工作人員數錢的照片，當即刺激了輿論的神經。而令我備感驚奇的，倒并非是那一個個紅包的分量。據新華社報道，這些由當地一些企業(yè)、區(qū)直機關、鎮(zhèn)政府、村委會等貢獻的禮金，初步統(tǒng)計達11.8萬元。真正讓我吃驚的是，在基層，什么時候權力已經變得如此明目張膽，明火執(zhí)仗？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發(fā)生在安慶楊橋派出所的這樁紅包事件，就絕不僅僅是一件簡單的丑聞了。

　　人們聽說過以公權謀取私利的種種行徑和手段，但大多是悄然進行，因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情端不上臺面，只能躲在暗處心照不宣地交易，終歸還是要讓潛規(guī)則潛在水面下。比較而言，楊橋派出所紅包事件之奇特，則在于它竟毫不遮掩，以一種赤裸裸的姿態(tài)出現。

　　是的，與其說這里折射出的是權力的傲慢與驕橫，毋寧說是權力的悠然自得。持有公權的人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已經到了習以為常的地步。他們認為，這就是理所應當，沒有什么不妥，所以才會在慶典現場“正大光明”地一一數錢。這種麻木的心態(tài)，遠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驕橫來得可怕。

　　這種心態(tài)是否在當下普遍存在？或許正是楊橋派出所的紅包事件拉開了一道口子，讓人們窺見實情。

　　有理由相信，主事者其實未必是“腐化分子”。據媒體報道，有知情者稱，楊橋派出所52歲的所長陶國清很“優(yōu)秀”，2007年還曾因與歹徒進行殊死搏斗榮立過個人二等功。一位網友自稱是現場負責記賬收錢的女警，發(fā)文辯解說，這位“和父親年齡一樣”的所長，“被工作磨得兩鬢花白”，自去年辦公樓開工以來，便“以所為家，以工地為家”。

　　甚至，聽說派出所還為這些收受的禮金開具了收據，至少說明這筆錢并非中飽私囊。那位所長解釋說，楊橋派出所財政困難，希望能通過社會捐助解決新樓建設資金缺口。于是，被網友們戲稱為“紅色罰款單”的請柬，被一一分送到公安系統(tǒng)各單位、區(qū)直機關以及當地企業(yè)和村委會等100多處。“捐助”變現為慶典上的禮金與紅包。

　　看到這一切竟然由一個國家執(zhí)法單位在鑼鼓喧天中不以為意地公開進行，刺痛我的已經不是驚訝，而是悲哀。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這種不以為意、習以為常已經潛入那些人的思維，蠶食和混淆了是與非的界線。即使是那樣一位“優(yōu)秀”的執(zhí)法者，原來也并未真正領悟法治的精神，并不明了權力的邊限在哪里。相比那些悍然攻破權力邊限的驕橫者，那些偷偷摸摸的權錢交易者，也許，對這個國家而言，這種從思維深處對法治的忽視、蠶食和混淆，是更加可怕的危險。

　　那位自稱當事女警的網友還辯解道，前來道賀的，相當一部分是“各兄弟單位”的人，與派出所并無利害關系，只是因為對派出所艱苦的辦公條件“看不過去”。幸好，一些網友給予了毫不含糊的、吻合于法治精神的回擊：這些“兄弟單位”的禮金難道不是納稅人的錢嗎？納稅人的錢就可以毫無顧忌地被用來為“兄弟單位”之間增進情誼禮尚往來嗎？

　　上級部門迅速進行了查處，禮金已被悉數退還，安慶市公安局也緊急部署開展針對性的專項整治行動，下發(fā)了《關于嚴禁借用慶典的名義收受禮金的緊急通知》。

　　事情似乎就這樣畫上了句號。但我企盼，那些當事或未當事的人，從這起風波里學到的，應當是對法治要義的領悟，而非上級傳達的禁令。否則，這個國家通向法治的道路將依舊步履艱難。(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