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在湖北巴東法院一審結束。法院當庭宣判，鄧玉嬌行為屬防衛過當，且鄧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公眾對鄧玉嬌案的一審判決予以了高度的贊揚，仿佛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輿論拉鋸戰中，民意已經徹底獲得了大勝。但在筆者看來，除了鄧玉嬌案一審判決的結果令人滿意之外，其他一切被冠之以“某某的勝利”的詞藻，恐怕都是牽強附會的民間解釋。

　　首先，鄧玉嬌案一審結果難言是民意的勝利。這不是要否認民意與輿論對鄧玉嬌案公正判決所起到的作用，但在當今的法律體系之下，倘若說民意能影響到司法的判決，那也未免有些過于高看民意的作用。

　　其次，鄧玉嬌案也難言是司法的勝利。因為司法從來不需要什么勝利，只需要進行公平公正依據事實進行判決。但若是從鄧玉嬌案一步步演變的過程來看，為何公眾與媒體的質疑之聲遠遠大于對巴東縣司法體系的信任？顯然，對鄧玉嬌案最初調查的結果公眾是非常不信任的，若非后來的外力干涉，很難有今天的結果。

　　再次，鄧玉嬌案更難言是輿論的勝利。輿論監督所起的作用大不大？回答顯然是肯定的。但一度復雜如懸疑劇一般的鄧玉嬌案，其發展的脈絡，其轉變的原因，其判決的依據明顯呈現出一個漸變的過程，導致這一漸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現在看依然是不明朗的，輿論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肯定不是決定性作用。

　　如果司法判案總是要受到這種因素或是那種因素的左右與影響，那么司法本身就難言公正，那么判決自然是難遂人意。當然，倘若最終的事實說明，鄧玉嬌案的確是在沒有受到任何內力或外力的影響之下作出的一審判決，那樣我們才能說這次判決是“某某的勝利”。(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