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近日連續刊發多篇報道，關注整治干部“玩樂風”。這一話題成為議論熱點，與“鄧玉嬌案”被全國關注不無關系。類似的事件在社會上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給黨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剎住干部“玩樂風”，已成為群眾的廣泛呼聲。

　　《人民日報》進行的一次調查問卷顯示，3成基層干部認為，出入營業性娛樂場所，一定程度是因為“人情往來，無可奈何”和“工作需要，必須參加”。而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事情，怎么會有這么大比例的基層干部認同并成為一種“風氣”？

　　《娛樂至死》一書的作者尼爾·波茲曼提醒我們，“娛樂”的泛化是危險的。但是他所指的“娛樂泛化”，只是在大眾社會生活的范圍之中。而如果在黨員干部群體中間，也有“娛樂泛化”的趨勢，那么無疑，與大眾化的“娛樂泛化”有著本質區別，其危險性也不可同日而語。不剎住這股歪風而任其泛濫成災，黨風就有“娛樂至死”的危險！

　　干部“玩樂風”有兩點最值得追問：一是“玩樂”的目的是什么？一是“玩樂”的成本誰承擔？以“娛樂”當做“工作”，這樣的借口聽來讓人倒胃口。試問：是什么樣的重要“工作”非得需要在“娛樂場所”進行？在娛樂場所進行的工作，為什么不能在辦公室里進行？以“娛樂”的方式進行的“工作”，可以肯定，大多數都是請托照顧、權錢交易一類的私事。因為正常的符合合法程序的工作，完全可以在辦公室里解決。以“娛樂”方式進行的“工作”，也可以肯定，結賬不會用自己的錢。掏自己腰包去進行“娛樂且工作”的干部還未曾耳聞。一種情形是公款消費，花國家的錢不心疼；一種情形是花“對方”的錢，“對方”肯掏錢請官員“娛樂一下”，肯定早已算好了“投入產出比”。

　　不論是哪種情況，干部的“玩樂風”絕不可小視，更不可視為是“個人私事”，應該上升到黨風政風、黨心民心上面去。這不是什么“上綱上線”的問題，這是民意和民聲。報道中稱，對嚴管黨政干部出入營業性娛樂場所的前景，受訪的基層黨政干部中，53%認為“管得了，需要從制度入手，規范工作方式”。制度建設，已經提了很多年了，很多制度也有了。但是有了制度，缺乏執行力，那么這樣的“制度”只不過是某些人口中的“文字”、手中的“玩物”。誰來強化執行力？要靠相關機構，更要靠群眾的力量。剎住干部“玩樂風”，也得來一場“人民戰爭”式的監督風暴。凈化官場環境、純潔干部隊伍，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群眾的監督力量。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