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聞：精神衛生法年內將出臺 強制收治精神病人需復診

　　隨著近年來社會發展的日趨復雜化,精神病問題逐步上升為一種社會公共問題。我國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約有1600萬人,而在廣東則至少有100萬人散落全省,神經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已經排名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對待精神病問題必須要有一個社會眼光,不能僅僅把精神病及其附屬案件當做個案來抓。本報記者歷經數月采訪發現,精神病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大問題:一是精神病人對社會治安等造成不穩定影響,同時他們自身的生存狀況堪憂；二是精神病醫院因財政、設施、人員等困難而無法滿足社會需要；三是個別正常人被惡意送進精神病院。

　　這些問題和當前對精神病所采取的法律、政策等息息相關。一方面,由于國家對精神病患者監護治療機制不完善,針對精神病人的國家醫療補貼相對薄弱,患者救治遭遇到資金困難,這就使得大多數患者根本無人監護,更談不上治療,結果流落社會,自生自滅,甚至危害社會；另一方面,社會對精神病人的冷漠情緒有增無減,在很難得到社會溫暖的情況下,精神病人流落社會的結果是病情加重,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本報報道中所提及的陳建安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殺死兄長后,他被鑒定為精神病患者,按規定應當釋放回家,可惜他原來所在的村莊和家庭都拒絕接受,在沒有得到康復的情況下,貿然將一個無完全行為責任能力的人回歸社會,就很可能會再次發生悲劇。可是,誰應當來為此承擔責任呢?

　　精神病院嗎?精神病院在衛生系統內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很多醫院主要依靠撥款來維持生存,這還算是比較好的情況,即使是在經濟較發達的廣東,也有七個地級市沒有地市級精神病院,除了珠海以外,主要都是粵東和粵西的欠發達地區。由于政策上并未把精神病院當做公益性醫院來辦,財政撥款就難以上規模,可是,國內精神病人多數家庭條件較差,難以承擔醫療費用,這就造成精神病院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治療效果可想而知。

　　財政上的困窘造成了部分精神病院唯錢是從,唯令辦事。由于法律規定上的漏洞,出現了一些正常人被強行送治的情況。這其中既有利益的因素———比如深圳女子鄒宜均和千萬富翁何錦榮都疑因利益糾紛被家人強行送往精神病院,也有政治的因素———比如某些地方就出現了將部分上訪戶送精神病院的處理辦法,以此來處置上訪人員鬧事。在這些事件中,精神病院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這等于改變了精神病院的主業,將之變為斗爭工具,這就是精神病院近年來被妖魔化的主要原因。這個“妖魔化”,精神病院是要負一定責任的,但責任不獨是精神病院要負,在上訪人員送治現象中,顯然更需要負責任的是決策者,而不是被動執行者。

　　這都需要法律來明確權責,也需要政策加以改變,譬如設立專項治療精神病基金,加大財政支出力度等,使得精神病院具備治療和護理精神病人的能力。這是當下可以著手改變的事情。但光改變精神病院還不足以根治這個社會病,我們不妨學習一下在歐美和香港等發達地區流行的社工制度,通過專業的社工,對各個社區的人群進行精神和其他方面的護理,讓這個社會更多的人群尤其是弱勢人群感受到愛,感受到溫暖,從而減輕社會矛盾,緩和精神病人與社會的疏離感。現在是到了好好重視精神病這個社會病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