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由自發涌現的微觀現象上升到國家計劃，新知青的戰略意義，無疑來自新農村建設、基層政權鞏固、就業壓力緩沖等多重需求

　　本刊記者/王維博

　　由政府推動的一攬子計劃正掀起新一輪知識青年“下鄉”熱潮。

　　2009年4月2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中共中央組織部、教育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聯合下發了《關于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將此前各部委出臺的“三支一扶”計劃、“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特崗計劃”“西部計劃”進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統一的政策包括：按崗位統一生活補貼標準，統一各項保險，統一各項計劃的服務期滿就業的政策等。決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統籌”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寬出口，推動大學生服務基層工作的進展。

　　在部分地區大學生村官面臨出口困境的背景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下集中投放國家和行政資源，能否獲得預期收益？依靠行政資源支撐的“新知青計劃”路有多遠？

　　十幾萬人的下鄉計劃

　　在一個向往城市的年代，將人才拉向農村的道路并不容易。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的政策性嘗試從沒有間斷過。

　　2003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畢業生就業問題時，由共青團中央建議的“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被正式推出，當年，中央財政支持500萬，選派6000名志愿者赴西部農村，同時也鼓勵各地制訂地方的西部計劃項目。

　　“到西部，到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愿者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舉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儀式。培訓，學唱志愿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儀式，使這項計劃從一開始就帶有“理想”色彩。

　　從2003年至今，西部計劃的分項目已達到11個，為農村輸入各種知識人才10萬人次。2009年，團中央將派遣到西部基層服務的計劃上升到1.5萬，志愿者服務期也由1至2年調整為1至3年。

　　共青團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長侯寶森說，早在1996年，團中央聯合有關部委實施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通過公開招募、自愿報名、集中選派、定期輪換的方式，選派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貧困地區開展教育、醫療衛生、農業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務。

　　顯然，西部計劃的探索，為后來一系列“知識下鄉”政策提供了借鑒。

　　2005年開始，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的實施意見》，提出國家鼓勵青年到基層就業。隨后，多個部委陸續出臺“下鄉”項目：教育部牽頭組織“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組織“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計劃。

　　2008年，中組部牽頭組織的“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計劃”將“知識下鄉”推向高潮。該計劃提出，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鄉計劃總數已達到十幾萬人。

　　相對于中央的強力推出，地方的嘗試更早一些。中國農業大學大學生“村官”研究課題組長、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胡躍高說，早在1995年，江蘇省最先開始招募大學生擔任農村基層干部。1999年南通市如東縣為解決大學生資源閑置與農村建設亟需人才矛盾，公開招考了88名大學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

　　據《2009年度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統計，到2008年底，全國在任大學生“村官”總數已達13萬人以上，分布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80%的縣與縣級市。北京市實現了村村兩名大學生村官。

　　胡躍高認為，地方的試點沖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回流農村的另一個渠道，但仍未擺脫其實驗性質。各部委的分項計劃將知識青年下鄉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勢”。

　　政策映照下的現實

　　就業壓力與農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為新知青政策的現實背景。

　　2008年底，教育部在連續多年作出“就業形勢嚴峻”的判斷后，再次發出了“2009年更嚴峻”的重要提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而在4年前，這一數據只有338萬。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學畢業生就超過了200萬，加上SARS的影響，學生就業壓力驟增，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

　　“當時團中央給中央領導提建議，由中央財政給予支持，從2003年起，在畢業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鄉鎮一級服務，樹立到西部去的導向，并借此推動畢業生轉變就業觀念。”侯寶森說，中央決定實施該計劃，并在隨后幾年連續推出了一系列促進計劃。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在連續實施了10年的教育產業化之后。政府開始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嘗試用行政、財政的手段，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以解決就業難題。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和鼓勵自主創業，成為最時興的思路。

　　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的一份對應屆大學生的調查表明，超過57%的人認為“大學生村官計劃”是就業壓力下的選擇，17%的人把農村當作磨練自己的舞臺，對農村懷有感情，想扎根農村的有24%。

　　與就業壓力相對的是農村精英匱乏的現狀。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秘書長、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認為，一方面大學生相對過剩，另一方面農村急需人才，輪流下鄉顯然為解決就業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對“三農”投入的增加，也為“新知青”創造了客觀需求和起碼的資助條件。

　　路向何方?

　　2006年，正當北京的大學生摩拳擦掌欲在農村一展身手的時候，較早推行“大學生村官計劃”的海南省卻在這項計劃實施7年之時宣告失敗。

　　海南省1999年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其中，定安縣、臨高縣、昌江黎族自治縣、東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亞市等市縣都先后組織招聘過一批“大學生村官”。但由于地方財力不支、少編缺編、缺乏配套機制和社會保障，至2006年，選拔計劃工作已陷于停頓。

　　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學生已經不再是單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具有了明顯的利益驅動因素：待遇吸引、優惠政策等。余展說，“經濟利益的考量成為了他們行動的源動力。”

　　作為中央機關的下放干部，余展在農村當過兩年生產大隊長，他說，當年知青下鄉是靠著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動流動，并未給農村帶去革命性的生產方式，并以知識青年幾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終。

　　余展認為，海南村官計劃的破產，一方面有財力支撐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還有退出機制的不健全。知識分子下鄉多有服務期限，一般規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機制和通道建設，往往決定了政策的可持續性。

　　“決定可持續性的來自合理的激勵機制。”余展認為，在緊張的就業壓力下，新知青“下鄉”更多是一種被動選擇，真正吸引他們的是對服務期滿后工作前景的預期。

　　4月底下發的《關于統籌實施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規定，從2009年起，到鄉鎮事業單位服務的高校畢業生服務滿1年后，在現崗位空缺情況下，經考核合格，即可與所在單位簽訂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縣及縣以上相關的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時，應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服務期滿考核合格的高校畢業生。”

　　顯然，中央已試圖拿出更多的行政資源解決新知青的“出口”問題，但在行政資源有限的背景下這樣的“出口”能有多寬，未為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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