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人賣淫，也不意味著警方有權暴力執法。如果打擊違法能成為刑訊逼供的借口，如果當事人可悲到要用完整的處女膜證明清白，那無疑是法治的悲哀。因此，檢察機關要求重新檢驗處女膜的行為，完全沒必要。

　　先是以打擊賣淫為由粗暴執法，接著因證據不足被迫放人。如果事實真這么簡單，剩下的結果，自然應是警方賠償損失，責任人接受調查。遺憾的是，昆明幼女“賣淫”案偏偏又生枝節，后期介入的檢察院要求對涉案幼女重新做處女膜鑒定，亦有官員指責幼女家長與媒體聯合造假。(6月7日《成都商報》)看來，這件簡單的事，又有了被復雜化的可能。

　　檢察院為什么介入？是為了查清警方是否有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證據證明當事人有違法行為，只要為獲取口供，使用了暴力、威脅手段，就必須接受調查。既然如此，調查的重點，就不是劉氏姐妹賣淫與否，其家人造假與否，而是辦案警察到底在什么情況下打人，之前是否表明身份，如何表明身份，是否出具了法律手續？其次，將劉氏姐妹及其父母帶至派出所后，警方如何訊問，訊問中是否動手，被害人軟組織挫傷、骨折，是否與暴力刑訊行為有因果關系？弄清楚這些，才有可能真正還原現場情形，厘清相關民警責任。

　　相反，如果把調查的重心，又放回到處女膜是否完整上，就容易導致這樣一種邏輯：處女膜破裂=幼女賣淫=警察執法有理=警察傷人情非得已=警察免責。事實上，上述邏輯鏈根本不成立。處女膜破裂，只意味著當事人有過性體驗，或者遭遇過某些生理意外，根本無法推斷出劉氏姐妹當時正從事賣淫行為，或之前從事過賣淫行為。退一步說，即使有人賣淫，也不意味著警方有權暴力執法。如果打擊違法能成為刑訊逼供的借口，如果當事人可悲到要用完整的處女膜證明清白，那無疑是法治的悲哀。因此，檢察機關要求重新檢驗處女膜的行為，完全沒必要。

　　問題在于，當地有官員這時也站出來，指責幼女父母聯合媒體，在醫療鑒定問題上造假。這是否可以為重新鑒定提供足夠的理由支持呢？當然不可以。前面已經提到，整起事件如何處理，根本就與處女膜是否完整無關。劉氏姐妹的父母帶她們去昆明法醫院做的鑒定，只是他們試圖證明自己清白的一種途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司法鑒定，更非訴訟法上的證據。即使他們隱瞞真相，或者有的媒體刻意遮蔽，也只是私力救濟或新聞倫理上的問題。

　　那么，這起幼女“賣淫”案究竟該如何收場？筆者認為，當地政府部門一開始的反應完全正確：讓當事派出所所長、民警停職、成立調查組、檢察院介入、警方賠禮道歉、協商賠償事宜。但是，不能因被害人一方要價不合理，或者涉嫌炒作，就掉頭重新啟動調查程序，為警方的粗暴執法尋找借口。在這個問題上，作為強勢力量的有關方面，應表現出應有的器量。

　　事實上，借此契機，當地警方完全可以做更深層次的反思。比如，是不是要好好貫徹“收支兩條線”規定，不要再把抓賭、抓嫖作為“創收”機制，讓執法行為蒙羞；是不是要好好改進工作作風，加強執法的程序意識，不要提著手銬就往人家家里沖，稍有反抗就拳腳交加，逼人下跪。如果不加反思，不事整改，只會讓事情越描越黑，這起事件，就愈加不好收場了。

　　□蕭顯(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