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廣東省兩會期間，來自香港的廣東省政協委員湯鎮業提交提案，建議對手機卡銷售采取實名登記制度，以遏制泛濫成災的“信騷擾”、“信詐騙”。近日，廣東省通信管理局等答復，工業和信息化部已會同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等有關部門，聯合制定手機實名登記制度的法律規范，正在等待國務院審批。(《廣州日報》6月4日)

　　很多中國人都有手機，手機實名制要涉及很多人，這自然引起了輿論熱議。前一段時間，杭州的網絡實名制曾激起網眾一邊倒的反對。因為實名制添加了公民的義務，所以，諸領域的實名制總會激起公眾的本能反感。看到關于手機實名制的新聞時，我習慣性地認為網上對此肯定是一片反對之聲。可瀏覽網絡留言卻發現完全不是這樣，網友罕見地對手機實名制表示了支持。有人說，快被每天的信騷擾逼瘋了，跪求國務院快通過。有人說，強烈呼吁盡快實施實名制，讓騙子無處隱身。全國人民被“信騷擾”和“信詐騙”禍害到什么程度，由對實名制的反常支持可見一斑——對騷擾和詐騙的痛恨，遠大于對自由和隱私的需求。

　　眾多力挺實名制的留言中，一個網友說得挺有意思：只要你不想做壞事，管它實名不實名——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類似網絡實名之類的管制，這是網友在對待網絡實名制上走的極端。而這個留言讓我感覺到，可能網友在對待手機實名制上，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以責任之名毫無警惕、毫無條件地接受了手機實名制。因為過分痛恨信騷擾，而實名制又是為了治理信騷擾，我們對實名制隱含的公權對公民私域的侵害，喪失了應有的警惕。

　　只要你不想做壞事，管他實名不實名——聽起來很有道理，我們經常聽到類似的教化和訓導：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又沒有做壞事，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心虛的人才害怕見陽光——這其實是一種“向別人強加義務”的道德修辭，或是一種論辯技巧上的激將法。實際上對這種詰問可以反問：無論我有沒有做虧心事，你憑什么敲我門？無論我做了什么事，我有讓人看見、暴露在陽光下的義務嗎？

　　一個人不僅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壞事，很多不好不壞的事，他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比如，手機通話的內容——與女朋友聊天，向上司匯報工作，與朋友閑談等等——他有權守衛這些個人信息，這種權利在法律中有明文規定，那就是隱私權。所謂隱私，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有意隱起信息的合理期待。所以，實不實名并非僅與“做沒做壞事”相關，它密切關系到一個人的隱私。我雖然沒有做壞事，但基于隱私的需求，我同樣可以反對實名。不僅做了虧心事的人才拒絕陽光，隱私的需求，同樣是拒絕陽光的理由。

　　一個笑話說，一個人無緣無故被警察抓起來，他質問警察，我又沒有做壞事，為什么要抓我？警察反問，如果你沒有做壞事，警察怎么會找上你——“只要你不想做壞事，管它實名不實名”的表達，與這種荒謬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正像預設“警察抓人”是正當的一樣，這是把“實名”預設為一種可以無條件課加在公民身上的義務。其實不是這樣，從自然權利來講，實名并不是天然的，匿名才是常態——也就是說，向公民添加實名義務時，是需要論證和尊重民主的，而非不證自明。令人擔心的是，“不做壞事不怕實名”經常成為一些公共部門實施某種管制的借口。

　　一個現代社會中的公共部門應盡力避免對公民提出“實名”的義務。確實，一個坦蕩、守法的公民，是不害怕做某事時留下自己的實名信息的。不過，“實名”雖非什么麻煩事兒，但過多的“實名”容易給人帶來被窺視的不安感，和隱私無保障的焦慮感。隨著社會開放度的不斷擴展，公民應該擁有匿名做大多數事而不被人“窺視”的自由，動輒要求“實名”則破壞了公民的這種自由感覺。

　　當然，隱私權并不是一種絕對權利，它要受到公共秩序的約束，為了公益有時得讓渡這種權利。在信騷擾和信欺詐泛濫成災的當下，我也支持手機實名制，但并非沒有條件，起碼應該在保障隱私權上給公民吃一顆定心丸，也要解決運營商監守自盜的問題(很多時候運營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的源頭)，還有保障公民的通訊自由。這是實施手機實名制的制度基礎。(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