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三權分立”是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最佳政體。這種說法對嗎？

　　從實行“三權分立”國家的實際來看，由于三權分立帶來的權力中心之間的互相掣肘和拆臺，往往造成幾個權力機關各說一套，各行其是。在這種“民主”形式下，一些簡單的事情常常被復雜化。相反，一些重大問題，卻因為政客們為維護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讓而一再拖延、議而不決。1995年，美國國會和總統克林頓因財政預算的意見分歧僵持不下，互不讓步。國會執意不通過預算案而另提一個預算案，總統不妥協而宣布聯邦政府關門。近20年來，由于國會與行政機關之間相互扯皮，美國政府曾六次面臨關門的尷尬境地。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也認為，權力分立論不符合積極增進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對國家權力及其行使人持懷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態度為出發點的。這無疑是“三權分立”制度的硬傷。

　　有人提出，“三權分立”是現代社會最“民主”的政體。這種說法是片面的。

　　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純粹的民主，而只有具體的、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民主。“三權分立”這種模式是西方獨特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在長期政治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權力運作方式。列寧曾經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三權分立”就反映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事實上，西方國家設置三個機關來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避免某一個利益集團獨攬權力，保證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但這種制度設計并不能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因為參與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數人的代表，不能保證權力行使的廣泛代表性。實際上，“三權分立”只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制衡和權力分工。就其本質而言，它是同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特征相適應的精巧設計，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維護資本統治的有力工具。

　　還有人提出，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敗。這也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

　　比如，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說是相伴而生的產物,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這已成為一種公開的政治腐敗行為。據稱，美國有游說公司2.5萬多家,僅華盛頓就有近4000家、各類說客3.5萬人。這些說客,或是游走于國會,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門,穿梭于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為各個利益集團充當縱橫捭闔的說客。前幾年，美國波音、雷神等六大軍火公司為得到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的合同，游說美國國會山，所投入公關費用就達5100萬美元，而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利益達千億美元以上。這些已被揭露出來的內幕，只是西方國家權力腐敗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權分立”制度下，權力分配形成了一個利益分配的共同體，很容易成為制度性腐敗的共同體。最明顯的，就是媒體對這些腐敗行為的披露有一個看不見的邊界，一旦這種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傷及政體乃至國體時，“分立”的權力就會發揮一致作用，各種報道便會戛然而止。

　　有人認為，“三權分立”是所謂的“國際慣例”，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國也應實行。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并沒有所謂“普世”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國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依據各國具體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而確立的。即使西方主要國家，雖然理論上都搞“三權分立”，但具體形式卻并不相同。比如，在美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并立，總統掌握最高行政權，可以說是相對較為典型的“三權分立”。但英國卻是議會制，實行“議會至上”，立法權與行政權并不是分立的，甚至直到2005年之前，司法權也是不分立的。法國則屬于半議會制半總統制，行政權占主導。德國、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麥、加拿大、日本等國也未實行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制度。事實表明，所謂“普世”的“三權分立”根本不存在。

　　應該看到，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三權分立”制度雖然都是政權組織形式，但作為國家政體，這兩種制度有著本質區別。一是，人民代表大會與西方議會有著本質區別。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沒有議會黨團，也不以界別開展活動。無論是代表大會，還是常委會或專門委員會，都不按黨派分配席位。人大代表肩負的都是人民的重托，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依法履行職責，為人民服務，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人大和“一府兩院”的關系與西方國家的國家機關間關系有著本質區別。我國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一府兩院”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各國家機關分工不同、職責不同，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各自職權范圍內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憲法法律，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三是，人大代表與西方議員有著本質區別。全國人大代表，來自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議員是某黨某派的代表。

　　必須指出，在中國搞“三權分立”，既無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更無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如果不顧我國的國情，違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會從根本上動搖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動搖我國政治穩定的根基，導致民主倒退、社會大亂、人民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