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通信管理局近日答復省政協委員湯鎮業相關提案時透露，工業和信息化部已會同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等有關部門聯合制訂手機實名登記制度的法律規范，正等待國務院審批。(相關報道見16版)

　　關于手機是否應該實名制的討論，其實早在2005年甚至更早便已進行。在筆者看來，手機實名制固然是趨勢使然：可有效遏制短信騷擾，凈化通信市場與治安環境。只是，在手機用戶和運營商的情緒并未被安撫好、系列負面效應尚未被消除的情況下，這種實名制施行，起碼應做好保護用戶個人信息的工作。

　　事實上，反對手機實名制的公眾，最大的擔憂不是實名制實施給申請號碼、更改號碼帶來的麻煩，抑或是實名制施行后遏制“短信騷擾”、“短信詐騙”力度的有限——他們最大的擔憂是，實名制的實施會侵害到他們的個人隱私——被實名制登記的個人信息，或被盜用和濫用。

　　在去年的深圳孕產婦信息庫泄露事件，以及類似的事件中，我們都見到了個人信息被盜用和濫用的可怕。事實上，在我們身邊，甚至是我們每個人身上，個人信息被泄的事也屢見不鮮：輕者會給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不便，重者會造成一些傷害。如果在手機實名制施行后，海量的個人信息一旦被盜用和濫用，其后果難以想象。

　　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顯然不是規范運營商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便能一勞永逸的事。檢視現實，從2003年我國開始組織起草《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到2008年9月草案呈交國務院，在千呼萬喚中，《個人信息保護法》仍未落地。在這一背景下，公眾對手機實名制的有效性、可能會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產生一定的質疑，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筆者看來，此次擬推行實名制規范，應該可以看成是對《個人信息保護法》加快立法進程的倒逼。原因很簡單，對公眾而言，他們多會認為，唯有出臺這部能切實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手機實名制的施行才會有底線保障。對相關部門而言，他們也會有同樣的認識：如果沒有《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支撐，勉為其難施行的手機實名制，遭遇公眾的抵制情緒不說，其實際施行效果恐也難以承載樂觀期待。

　　《個人信息保護法》之所以立法進程遲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遭遇了既得利益方的阻礙。是否能從聚焦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立法氛圍中，多對關乎公眾基本權益的法律法規投去關注目光——對相關部門而言是不小的考驗。

　　在個人信息被盜用、濫用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臺，其積極效用，不僅僅局限于能否助推手機實名制走進現實的單一層面。在兜售房主信息、股民信息、車主信息、患者信息等大有形成產業鏈趨勢的情況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臺，關乎公眾方方面面個人隱私的保護，關乎商業環境和治安環境的凈化。可以說，相關方面應該珍視此次實名制依賴的倒逼提供的“機遇”，讓公眾聲音作為博弈的重要一方，促使相關法律盡快出臺。(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