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紀委就湖南郴州市委領導班子主要成員集體腐敗一案向全國發出通報指出，必須加大力度嚴懲行賄犯罪。該通報點中了當前反腐敗工作的一個重要問題———對行賄犯罪的放縱。

　　郴州窩案以其性質惡劣而昭著于全國，該市前市委書記、市長、副書記、紀委書記、數名常委和副市長等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均因受賄貪污落馬。

　　長沙市中級法院對前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受賄一案的死刑判決書認定，曾錦春利用職權插手當地的礦業管理、司法訴訟、工程承包等事務并受賄3000多萬元，他濫用“雙規”權力，逼迫有關官員按照其意志辦事。在這些犯罪事實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曾錦春和當地商人黃生福的權錢交易關系。判決書認定，從2001年到2007年間，郴州商人黃生福先后16次向曾錦春行賄共達244.8萬元，以此在煤礦承包、工程投標、礦山安全事故處罰、司法訴訟等方面獲得了曾的強力支持并獲取了大量非法利益。

　　但在查處曾錦春腐敗案件過程中，黃生福被有關部門3次傳喚，三次釋放，直到現在仍然逍遙法外。有內部人士透露說，黃生福之所以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一是因為他交代徹底、態度好，二是因為他根據行賄的數額，向辦案單位又交了同樣數額的“保證金和罰款”，因此沒被追究法律責任。

　　事實上，黃生福并非惟一能夠在巨額行賄后逍遙法外的不法商人。在查處郴州市委領導層腐敗窩案的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一個叫張錫敏的香港籍商人，此前以行賄方式將常德市原紀委書記彭晉鏞、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拉下水，最終將市委書記李大倫放倒。張錫敏對這些官員的行賄數額，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一次比一次高，但他每被查一次，都是交了保證金后就逍遙法外，至今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

　　眾所周知，我國刑法第390條對行賄罪作了明文規定，并以加重處罰情節，規定行賄情節嚴重者應當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像黃生福之流，多次行賄、數額巨大，并且獲得了高額非法利益，根據司法解釋和立案標準，符合加重處罰的規定，可他們居然能花錢了事，逃避刑事處罰，并且根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規則，行賄數額逐年提高，以此獲得非法利益再彌補前面的損失。這實在讓人看不懂。

　　對行賄人的放縱，其實并非湖南省特有現象。辦案單位之所以愿意和行賄人達成“交易”，讓行賄人交錢了事，存在兩個方面的原因：客觀上，查處腐敗的關鍵在于行賄人的交代，因此，偵查機關以從輕或者免除處罰作為條件，換取行賄人的“態度好”，這是一種偵查技巧；主觀上，偵查機關往往更多地同情行賄人，因為部分行賄人是被索賄所致。

　　這種技巧和想法有可理解之處，但問題是，我國刑法對行賄罪的規定，已經考慮了這些因素，并因此提高了立案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對行賄人的法律追究，不能實行無限度豁免，更不能以主觀同情代替法律規定。現在，越來越多的行賄人長期習慣用金錢拉攏腐蝕干部，他們已經在主觀上具備較大惡性，客觀上獲得了巨額非法利益。如果縱容這些人，勢必會使其變本加厲，瞄準更多的官員。這種人，就如同一顆顆老鼠屎，每到一地，就會把當地官場攪壞。另外，辦案單位無限期向行賄人收取保證金，也有使反腐敗異化的可能，容易被人誤會為有關單位借反腐敗之機聚斂部門私利。

　　有關統計數據表明，在近年來的反腐敗工作中，行賄案件真正能進入司法程序的，不到受賄案的5%，從邏輯的角度看，有受賄必然有行賄，這種極不正常的比例失衡，顯示出反腐敗工作存在偏差。

　　從哲學的視野來看，行賄和受賄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只打擊某一面，不能有效遏制腐敗的勢頭，只有雙管齊下，打擊行賄人，讓腐敗者失去腐敗的土壤，打擊受賄者，讓腐敗者喪失腐敗的犯意。放縱任何一個方面，反腐敗都難獲長效。(陳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