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兒童節來臨之際，人們格外關注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問題。

　　多個地方選擇這一天作為當地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法規實施的日子。從6月1日起，《江蘇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陜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辦法》、《銀川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開始實施。

　　在社會愈加關注未成年人權益的同時，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也不容樂觀。從近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字看，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和高位態勢。200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審查批準逮捕、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占捕、訴總人數的7%和6.3%；2004年占10.7%和9.5%；2006年占10.38%和10.12%；2008年占9.13%和8.66%。

　　有學者認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失了家庭、學校、社會等各方面的關注，同時社會各界也沒有完全發揮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作用。

　　面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新特點，相關法律能否跟上現實情況的變化，有效地遏制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發生，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

　　5月27日，記者專訪了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犯罪學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團中央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專家顧問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皮藝軍。

　　據皮教授介紹，目前我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最重要的專門性法律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另外，在一些部門法例如婚姻法、刑法等法律中，也有一些涉及到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內容。“從總體上看，上述兩部法律對未成年人權利規定得比較全面，我國相關部門也已經認識到未成年人權益法律保護的必要性。”但皮教授認為，現有的法律條文大多是倡導性的內容，這樣的規定雖然起到了宣傳作用，讓社會認識到保護未成年人的重要性，但沒有具體明確的處罰內容，非常缺乏可操作性。

　　“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無法直接引用上述兩部法律的條文來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懲罰違反法律的行為。”皮教授舉例說，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經營者應當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的標志；對難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但在現實中，穿校服的孩子去買煙買酒，都很容易。原因就在于該法并沒有規定違反法律規定應該被給予何種處罰，由哪個部門處罰，處罰種類有哪些。“更重要的是，社會在這方面的維權意識淡薄, 如果人人都負起監督的責任，哪個商家敢向孩子出售煙酒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法院和檢察院近年來一直在不斷探索如何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

　　“少年審判庭是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皮教授介紹說，上世紀80年代上海長寧區法院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之后，此項舉措陸續在全國鋪開。雖然囿于案源少的問題，不是每個法院都有少年法庭，但目前全國已經有兩千多個，在少年司法工作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有的少年法庭對未成年人案件采取審前調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進行開庭審理之前，做大量的社會調查，找準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找準教育、感化的切入點，為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庭教育和確定能否適用緩刑等做好準備。也就是說，少年司法是不僅僅根據犯罪后果，更重要的是根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做出處遇決定。這是與成人司法的重要區別。

　　另外，有的檢察院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實行暫緩起訴制度。就是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暫不作出處理規定，而是設定一定期限的考驗期，待考驗期滿后，再根據具體情況對犯罪嫌疑人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決定。“不久前，安徽有7個孩子被教唆搶劫，當地檢察機關在了解相關情況后，對他們實行了暫緩起訴，使得7個孩子得以參加高考，當年有3個考上了大學。如果不適用暫緩起訴，幾個孩子就很有可能成為罪犯從而斷送美好前程。”皮教授對暫緩起訴制度持肯定態度。他說：“僅僅是在少年司法制度上做個變化，就能夠改變孩子的一生。對孩子犯錯，我們應該采取寬容態度。”

　　但是，諸如暫緩起訴、庭前調查等舉措，目前僅處于一些檢察院、法院的探索和嘗試階段，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很容易在實行一個時期后被“叫停”。

　　皮教授認為，“少年司法從司法原則、法律規定等方面都有其獨特性，不應該在成人司法的框架中進行。成人司法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人是理性的’，所以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觸犯法律就應該負責。但孩子不是理性人，他們正在向理性人發展，是很感性的，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他們對事情的性質、后果的判斷不可能像成年人那么理性，這時用對待成年人的法律處罰未成年人，我認為是不公平的。”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獨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但目前我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與成年人的司法制度是混合的，沒有成為獨立體系。“未成年人司法應該‘另起爐灶’！”皮藝軍建議。(張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