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5月26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表示，為假劣藥提供廣告宣傳活動的將被追究刑責。熊選國指出，此次新頒布的司法解釋中規定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分子提供廣告等宣傳的行為將被以共犯論處。(相關報道見17版)

　　且不說食品、化妝品等方面的虛假廣告，僅假藥劣藥廣告的案例，相信不少人都能信手拈來。從趙本山的“蟻力神”到郭德綱的“藏秘排油茶”，從鞏俐、濮存昕的“蓋中蓋口服液”到唐國強、解曉東的北京新興醫院……某種程度上說，此次相關司法解釋的頒布，正是相關方面出于加大對假劣藥廣告宣傳審查和打擊力度的考慮。

　　在筆者看來，此次司法解釋中新增“明星若知情仍代言假藥可作為共犯處理”這一條款，是對《廣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有效補充。但與此同時應該認識到，僅關注此次司法解釋中“共犯處理明星”的眼球效應并不夠。原因很簡單，如果說判斷明星代言假藥廣告是否知情，僅是技術層面問題的話，那么，在現實施行的過程中，要想使此次司法解釋的頒布，能達到禁止假藥劣藥廣告的目的，相關方面還有不少工作要做。

　　僅從共犯處理明星這一條款來說，即便該條款能被相關方面依照此次司法解釋和相關法律法規中的規定嚴格執行，那么，明星們到底應該承擔哪些方面的具體責任呢？如果相關方面沒有細則條款，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明星們承擔的責任很少，該條款起不到規范和警示的作用。在利益驅動和人情因素下，一些明星依然虛假代言，假藥劣藥廣告依然會誤導公眾。

　　其實，禁止假藥劣藥廣告的大行其道，是需要系統考慮的問題。比如，假藥劣藥的大量存在，監管部門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假藥劣藥廣告能夠出籠，廣告審批及監管機構難逃干系；此外，尚有醫療機構、醫藥公司銷售假藥劣藥時責任的歸屬和細化等。某種程度上說，此次頒布司法解釋，細化刑責追究，強調規范和警示作用，是一方面。如何從源頭上遏制假藥劣藥的生產、流通、銷售、廣告宣傳，是考驗相關職能部門智慧與能力的另一方面。

　　此外，在此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們沒有看到相關方面對“公眾若被假藥劣藥傷害后，如何發起申訴并獲得賠償”作出詳細的解釋。我們知道，此次司法解釋頒布后，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假藥劣藥的生產、銷售、廣告宣傳形成威懾力，但試圖借此全面禁止假藥劣藥的存在，并不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司法解釋的頒布，也許不應該包括如何為公眾提供申訴和賠償的條款，但相關配套解釋，不應該呈現空白。(李記 作者系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