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不能只憑行為的動機和出發點而論，還要看其效果和過程。所謂見義勇為，既要有“勇”，更要有“義”。

　　跳橋男子陳富超欲跳海珠橋，卻被爬上橋的賴伯推下橋受傷。事后，對賴伯這一行為的看法，民意表現為對立的兩方，有人贊賞賴伯是“為民請命”，也有人怒罵賴伯是“殺人兇手”。不過，隨著事件的不斷進展，賴伯在廣州民眾中的支持率被逆轉：從推人當天的超過七成支持率，直至前日的責多贊少。

　　事件當天，大家看到的是跳橋者爬上海珠橋，為一己私利而損害廣大市民的公共利益，基于感性判斷，人們會覺得賴伯的行為是“正義之舉”。但隨著事件逐漸清晰，大家開始意識到：其一，跳橋者只是因投訴無門而被迫上橋；其二，不管跳橋者出于何種目的，賴伯都無權以公共利益之名，將跳橋者從橋上推下，從而危及其生命安全。事件至此，理性又告訴眾人，即便是為民請命，也不可以私權代替公權“替天行道”、“行俠仗義”。

　　網民對賴伯推人之舉的重新審視，有道德觀念，也有法律意識在起作用。基于對陳富超討債不成而作“跳橋秀”、卻不幸受傷的道德同情，以及對賴伯出于好意的見義勇為也要有合理合法的法律意識。因而，跳橋事件在拷問人們在利益與道義之間如何取舍之際，也引發人們對危急關頭、個體當如何見義勇為的理性思考。

　　如賴伯親友所述，賴伯做出推人的舉動并沒有主觀私欲，只是想主持公道，“跳橋讓交通受阻這么長時間，他們不能這樣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在爬橋之前，他曾如此說過。再結合賴伯以前可能多次救過輕生者的經歷，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賴伯是想再一次見義勇為。事實上，賴伯推人下橋后，還以英雄般的姿態向人們行禮致意，表明他為自己的“一推”很自豪。

　　但問題是見義勇為并不能只憑行為的動機和出發點而論，還要看其效果和過程。所謂見義勇為，不但要有“勇”，還要有“義”。所謂“義”，即要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與那些袖手旁觀者相比，賴伯夠“勇”，路見不平，敢于出手。在大家都束手無策時，賴伯先是向警方自薦去勸說跳橋者，遭到婉拒后，悄悄越過封鎖線爬上大橋。在一個需要有人站出來，打破“看客”心態、勇于擔當責任的社會，賴伯“不能讓他這樣損害人民利益”而表現出來的勇氣，確實難得。

　　賴伯上橋推人有“勇”，但在“義”上卻值得商榷。以“俠客”姿態，私自將跳橋者推下橋，既不符合道義和情理，也有犯法之嫌，畢竟任何公民在見義勇為時都不能損害公眾利益，更不能故意傷及他人性命，這是起碼的道德理性和法律要求。賴伯以維護公共利益之名，卻危及了他人生命安全，這也是網絡民意對其倒戈的原因。

　　有“勇”無“義”是莽夫，往往意氣用事，不考慮后果；有“義”無“勇”是說客、看客，容易淪為“言語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如何做一個見義勇為的好市民，跳橋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