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早晨，一男子欲追討被拖欠款項，爬上廣州市的海珠橋，引發4小時交通堵塞，市民頗多怨言。在重重警戒之下，一位老伯悄然爬到跳橋男子身邊，借口“握握手交個朋友”，連拉帶推令男子從高處摔下。跳橋男子多處骨折，推人者當場被拘捕。

　　從法律角度說，老伯在能夠充分預見危害后果的前提下，仍將跳樓者推下，已經涉嫌故意傷害罪，但現場居然響起一片掌聲。

　　如此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需要結合一定的背景才能解讀。本月初，廣州有媒體曾發起關于跳橋秀的公共討論。據統計，在33天內，海珠橋上就發生了8起跳樓事件，當地絕大多數市民很反感，以致有人算了一筆經濟賬，8次跳橋造成的經濟損失達百萬元。之后不到半個月，海珠橋上又相繼上演了3起跳橋事件。

　　老伯的這一推，不過是放大了公眾審“跳”疲勞的排斥心態。或者說，這雖然只是一個特例，但“推一把”的社會心理卻是普遍存在的。老伯的責任，自然可以交由法律去裁量，而跳橋秀卻不能不讓人正視。

　　每一起跳橋秀的背后，都有一個權利訴求。而跳橋與跳橋秀的區別只在于：前者是窮盡一切維權手段之后的無奈之選，試圖以拼死一搏的悲愴換取最后救濟的微弱可能；而后者，則多少有一點僥幸的意味，錯誤地把非理性的維權方式當成了常規化的救濟通道。譬如報道中的這名男子，因討要施工費未果，便不假思索地首先選擇了跳橋秀。

　　這便是一種綁架了公共利益的過度維權。需要厘清的是，雖然我們對弱勢者應當有更多的體恤和人文關懷，每個人也都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維權方式，但這并不能成為過度維權的理由，弱勢者的行為仍然要受基本社會規則的約束。

　　更重要的是，這將最終傷及維權者的自身權利。跳橋被稱為秀，語帶貶義，也說明此維權效應的遞減。我們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有人冷漠，有人焦慮，我們不可能把每一次的成功都建立在公眾的同情、善良和寬容上。跳橋秀愈演愈烈，只能將維權者逼入一個成本越來越高，收效越來越低的境地。

　　應對跳橋秀，管理部門想到了治安處罰，設置巡邏崗位。這無異于緣木求魚。歸根結底，一些人之所以要選擇這種舍棄尊嚴的維權方式，關鍵在于權利訴求得不到回應和紆解，制度化維權的通道沒有讓他們產生信任感。這是權利惡化的一種表現。因此，與其問拿什么來阻止跳橋秀的上演，不如問拿什么來拯救他們的維權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