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2日電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今日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報》題為《網絡監督不該成為反腐“主戰場”》的署名評論文章。文章認為，與傳統舉報相比，網絡舉報終不免飄渺乏力，虛幻的網絡監督最終無一例外要觸動體制監督才能真正發揮出作用。文章表示，如果更多的舉報者能夠通過制度途徑向腐敗行為發起正面攻擊，自然也就無需隱匿在互聯網上制造輿論攻勢，群眾監督無處不在的強大優勢才能真正因此而得以體現。從這種意義上看，虛幻的網絡監督不足以也不應該擔當起反腐“主戰場”的大任。

　　文章全文如下：

　　調查顯示，面對腐敗行為，僅有40.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有舉報義務。公眾最擔心的首先是舉報得不到反饋，其次便是擔心舉報引來報復。據悉，改革開放30年來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就有9個遭到報復。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認為，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制定《舉報法》或者《舉報人權益保護法》，有效保護舉報人。

　　群眾監督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神圣民主權利，而舉報正是群眾監督的一種具體方式，是懲治腐敗、揭露犯罪的一件利器。曾有中紀委監察部門統計資料顯示，各地八成以上的腐敗案件是由當地民眾舉報，而并非由紀委部門監察立案。伴隨著互聯網業務的迅猛發展，網絡反腐越來越在其中顯示出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一項公眾對有效舉報方式排序的調查中，網絡曝光高居首位，占調查總人數的35.8%。

　　2008年，網絡監督的力量在一次次輿論風暴中展現無遺，也因此被不少網友稱為“網絡監督年”。然而，與傳統舉報相比，網絡舉報終不免飄渺乏力，虛幻的網絡監督最終無一例外要觸動體制監督才能真正發揮出作用。即使如此，廣大網民依然樂此不疲，如果一定要為這種“掛一漏萬”式的舉報找一個理由，莫過于安全——網絡舉報雖然不是最有效的，但卻是最安全的。當多數人將網絡曝光列為最有效的舉報方式時，何嘗不是一種對舉報人個人安全的深層憂慮？

　　雖然我國并不缺乏對舉報人的保護制度，中紀委、監察部、檢察院等機關都曾出臺相關工作規范，但這些規范大多比較抽象，而且缺乏懲處機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專業部門制定的單一的行政法規，這些規定難以真正形成統一，更無法從立法層面對保護舉報人提供制度性保障。由此使得同樣的舉報行為，舉報者自身的命運遭遇不盡相同。盡管刑法中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行報復陷害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但“假公濟私”之類概念太過模糊和籠統，難以準確判斷，而僅限于舉報者本人的保護范圍也明顯過窄，難以為舉報人及其家人提供全方位的保護。

　　時有發生的舉報人遭受打擊甚至生命受威脅的事件，無不深深刺痛公眾的神經，舉報腐敗的正義之舉因此而披上了一層悲壯的色彩。于是，面對腐敗行為，很多人雖然深惡痛絕，但卻沒有正面出擊的勇氣，這樣的尷尬與見義勇為的稀缺如出一轍——由于腐敗者往往掌握著更為豐富的社會資源，舉報腐敗所要承擔的風險更甚于見義勇為，因為缺少足夠有效的保護，血的教訓足以使后來者望而卻步。或者，不得已變換方法，以隱姓埋名的姿態隱匿于網絡之中宣泄不滿。

　　對于互聯網來說，網民將此當做反腐主戰場堪稱是一種榮譽；然而對于司法部門來說，大多數舉報者匿名躲藏于網絡既是一種尷尬，又是一種挑戰。如何最大限度地將網絡監督還原為程序舉報，應該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各項真實的民間反腐線索，不至于因網絡信息的良莠不齊大傷腦筋，而這首先就需要從立法層面為舉報人提供全方位的保護，逐步完善相關的保護制度和獎勵措施。在我們鼓勵和肯定公民有舉報腐敗的義務時，社會首先有義務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以掃除后顧之憂。如果更多的舉報者能夠通過制度途徑向腐敗行為發起正面攻擊，自然也就無需掛一漏萬地隱匿在互聯網上制造輿論攻勢，群眾監督無處不在的強大優勢才能真正因此而得以體現。從這種意義上看，虛幻的網絡監督不足以也不應該擔當起反腐“主戰場”的大任。（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