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廉政新舉有違村民自治

　　如果沒有違紀違規問題，再過幾天，徐宏偉就能拿到兩萬元的“廉政激勵金”。

　　徐宏偉是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大碶街道某村的村主任。去年5月，50多歲的他因身體原因，正式退職。按當地規定，離任一年內，若未發現存有違紀違法問題，他將獲得“村干部廉政激勵金”。

　　這份意外的“收入”，得益于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大碶街道于2004年在全國率先試行的村級“干部廉政激勵金制度”。去年7月，北侖區正式在全區推行該項制度。

　　近日，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新制度實施以來，受到村干部普遍認可，但村民卻不買賬，視其為“收買村官”之舉；更有專家認為，此項制度有違村民自治制度。

　　新舉

　　給廉政村干部發激勵金

　　位于寧波東部的北侖區三面環海，有寧波保稅區等五個國家級開發區，是浙江省對外開放時間最早、程度最高的區域。

　　北侖區共有225個行政村。近年來，隨著農村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北侖區以土地征用款收入為主的農村集體資金快速增長。據統計，該區村級集體存款高達20億元。

　　“以前，一個村只有10多萬元集體資金；現在，全區已有11個村的集體資金過千萬。”北侖區紀委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現在農村富了，村官權力大了，違法違紀的機會也多了。在制度開始試行的2004年，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量占全區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42%。

　　廉政激勵金制度是為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專設的。在離職離任時，經街道或鄉鎮認定，在任職期間評議合格、工作稱職，且經離任審計未發現違規違紀問題的村干部，可申請提取廉政激勵金；有違紀違法情況的將酌情扣除。目前，街道(鄉鎮)組織辦已在銀行設立農村干部廉政激勵金專戶，負責臺賬等日常資金管理。

　　在寧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肖東波眼中，這項制度與“高薪養廉”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反腐有積極的意義，但關鍵在于如何落實，并建立嚴密的考核體系。

　　由于各街道(鄉鎮)的實際經濟條件不同，區一級對激勵金的實施范圍、具體金額、扣繳方案等作出指導性意見后，由各街道(鄉鎮)制定實施辦法。

　　記者在《北侖區大碶街道農村干部廉政保證金施行辦法》中看到，繳存辦法、扣罰制度、提取方式等都有詳細說明———

　　激勵金由街道和個人出資兩部分組成：其中街道(鄉鎮)占2/3，由街道財政負責繳存，村支部書記4000元/年，村委會主任3000元/年；個人部分占1/3，由全部村干部離崗安置基金和年終個人獎金組成，村支書2000元/年，村委會主任1600元/年。照此計算，村干部任職期間，最高每年將繳存6000元的激勵金。

　　離崗安置基金和個人獎金本來就屬于村干部個人，但其發放缺乏對村干部的遵紀守法等方面的硬性要求；尤其是在廉潔自律、落實政策等方面存在問題，對未構成違法亂紀的村干部的扣罰也較難。為此，廉政激勵金制度中有了明確規定：村干部離職離任時，經街道認定其在任職期間評議合格、工作稱職，且經離任審計未發現違規違紀問題的，可申請提取廉政激勵金，有違紀違法情況的將酌情扣除激勵金。

　　例如，受到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的村干部，扣除廉政激勵金總額的50%或70%，并停繳當年的廉政激勵金；受到撤職以上或刑事處罰的，全額扣除累積金額，并永久停繳激勵金。

　　文件還規定非中共黨員的村主任，受到行政處罰的，參照黨內處分幅度的標準扣除和停繳廉政激勵金。

　　至今，北侖區已有8位村干部因違紀違法行為，被扣除廉政激勵金。

　　干部

　　這是提高違法違紀成本

　　“這其實就是一個違法違紀成本的問題。”談起廉政激勵金，陳興華頗有感慨。年近五十的陳興華已擔任村支書20余年。“干到我這把年紀，離職后很難找到工作，這筆錢就是養老金。如果因為一點蠅頭小利出了問題，不值！”

　　目前，陳興華的年收入是3萬元左右，四年累積的激勵金已有2.4萬元。陳興華所在村地處山區，經濟開發狀況不理想。與2008年北侖區農民人均年收入1.5萬元相比，陳興華認為“有了這筆錢，基本生活不成問題”。

　　與陳興華不同，顧國華是一位“寶馬村官”。

　　2008年底，北侖區已有201個行政村完成經濟合作社改革。20萬名農民成為近23億元農村集體資產的“股東”。

　　“以前村里一有錢，大家都希望盡快分掉；現在都愿意村干部用資金再投資、再發展。”北侖區小港街道朱田村村民陳興國指著不遠處的集體房對記者說，去年年底，村里有1.5萬平方米的出租房，引進了10家企業，每年有200萬元的固定收入。

　　“村民越來越重視村干部的能力，老板村官在北侖已成為新風尚。”大碶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當地85%的村干部有自己的企業。

　　北侖是中國“模具之鄉”，顧國華所在的村是當地有名的模具基地，而他因為有本事將自家企業經營成村里的龍頭企業，在村民中威望很高。去年，顧國華將企業交由孩子打理后，參加了村干部競選，并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位有著上千萬家產的村主任。

　　“與幾千元相比，我更在乎激勵金本身。”顧國華說，等到離職，激勵金就是工作業績的證明。親戚都住在一個村，要是因為出了問題被罰錢，傳出去，每天都會被人戳脊梁骨！

　　村民

　　質疑有“收買”干部之嫌

　　“要知道他不替我們村民說話，當時就不選他當村長了。”回憶起之前的不愉快，顧海生氣不打一處來。

　　前不久，顧海生等村民因不滿當地政府的征地拆遷政策，做了“釘子戶”。沒想到拆遷辦、開發商的人還沒來，村主任、村支書倒輪著天來做思想工作了。

　　“明顯是被街道收買了。”身邊的另一位村民補充到。

　　這是最讓村民擔心的地方。以往村干部是由街道考核，村里給付工資。現在，廉政激勵金中只有年終考核部分是由村里支出。比如年繳4000元激勵金的村主任，其中只有400元由村里負擔，其余都是街道埋單。

　　除了激勵金的所屬問題外，更讓村民不放心的是，街道還明文規定以經濟手段來“控制”村干部。據介紹，廉政激勵金最初叫“廉政保證金”。理解起來，后者更具有強制性、被動性。而前者則更積極主動，是一種以經濟手段鼓勵村官有效工作的激勵機制。

　　廉政激勵金制度的實施辦法中特別明確：“經年終考核工作不力、在工作上不能與街道黨工委、辦事處保持高度一致或不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規定的村干部，由街道黨工委辦事處集體決定扣除相應的廉政激勵金。”

　　一位參與制度制定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說，廉政激勵金在發揮廉政保證作用的同時，也作為村干部完成街道工作的一項獎勵，目的是鼓勵其工作。

　　專家

　　街道考核有違村民自治

　　“農村基層廉政建設直接關系到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但現階段，基層反腐倡廉的形勢不容樂觀，腐敗案件的高發沒有得到根本遏制。”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楊建華剛剛結束浙江省基層廉政建設的調研。他認為，村干部廉政激勵金制度作為對當前基層廉政制度的一種探索，值得鼓勵。但該制度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科學、是否有效，還需要檢驗與修正。

　　數據顯示，2004年，大碶街道發生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3件，涉案金額15.3萬元；2008年，無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發生。五年來，該街道共發生此類案件13件，涉案金額達82.8萬元。

　　相較于數額龐大的貪污款，零星幾萬元的“廉政激勵金”是否有足夠的約束力？寧波市委黨校教授張榮昌表示懷疑。如果沒有嚴密有效的控制體系，新制度很可能會淪為“花架子”。

　　2004年，大碶街道村民針對村干部違紀違法事件的信訪量為15起，2008年下降至10起。其間，每年平均信訪量為10起。

　　“村干部廉政激勵金制度的制定，從經濟上、榮譽感上約束掌握公權者、鼓勵村干部積極工作的初衷是好的。但從數據上看，效果還不顯著。”楊建華說，“這仍在沿襲計劃經濟時代，村委會附庸在街道(鄉鎮)一級的工作形式。”對這一規定，楊建華認為，村委會是村民自治共同體組織，村干部廉潔與否、工作業績應由村民判斷，要給予獎勵也應由村民委員會決議、實施，街道(鄉鎮)不能“越俎代庖”。

　　目前很多農村沖突發生的原因就是村級權力的越位、缺位。當街道(鄉鎮)政府的工作與村民利益發生沖突時，接受街道(鄉鎮)考核的村干部，怎樣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權？

　　“村干部激勵金制度目前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種由街道(鄉鎮)一級包辦的做法，不符合農村發展目標。在實施過程中，應該考慮我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制度。”楊建華說，在紀檢入鄉進村，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廉政監督網絡的同時，要實現對村干部廉政的有效監督，就必須加強村民自治，充分讓村民享受民主政治權利。(本報記者 陳東升 本報實習生 王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