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國在正確把握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審慎地把實行人口計劃生育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使我國累計少生4億多人；30年后，情勢的發展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毅力和智慧，堅定信心，繼續穩定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近日，本報記者就如何認識我國人口領域的新問題，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進行了對話。

　　人口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一環

　　記者：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拉開的改革開放和計劃生育大幕，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人口有效控制兩大奇跡。2008年底，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中國需要一個新奇跡》，指出全球經濟興衰可能取決于中國是否能再創奇跡。無論是業已創造的奇跡，還是創造下一個奇跡，人口問題都是核心所在。

　　翟振武：人口國情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國情，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基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正是從這一國情出發，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始終將解決發展問題與解決人口問題緊密結合，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人口控制，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為國家創造了40年的人口紅利期，有效緩解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生活實現由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飛躍。

　　記者：計劃生育取得的巨大成績拆除了我國人口爆炸的引信，使我們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多了一份底氣和從容。然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并非一路坦途。

　　翟振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出現過反復和偏差，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走過曲折的道路。1953年以前，國家實行的是放任人口增長的生育政策。1953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23%。，總人口突破6億大關，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壓力開始顯現。1954年12月，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1955年3月，中央在衛生部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上作出批示，第一次把節制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然而，隨后相繼出現的政治運動，使計劃生育政策喪失了實施的社會環境。20世紀70年代末，為擺脫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人口膨脹的嚴重困境，國家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黨團員帶頭執行新的計劃生育政策。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記者：人口問題不僅僅是單一的人口數量問題，實際上它包括了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諸多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國在有效控制人口數量過快增長的同時，也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的挑戰，比如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持續攀升。

　　翟振武：自然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范圍是103∶107。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2007年升至120。根據歷年人口統計資料推算，2006年，0—26歲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約1680萬人。

　　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是具有男孩偏好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普遍現象，與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的關系，但沒有必然聯系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深層原因是父系繼承和女兒外嫁的隱性制度，根本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手段的普及。從某種角度講，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實質上也是女性發展權益問題。日本、韓國也曾經歷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階段。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國家相繼逐漸回歸到正常的范圍。可見，發展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總鑰匙”。“優先投資于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目前已成為我國人口計生工作的核心理念。

　　記者：如今，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等許多國家遭遇的“低生育率危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新的關注熱點。有學者認為，與30年前人口高速增長對就業、消費、資源帶來巨大壓力一樣，近年來全國總體生育水平連年低于更替水平，這也將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考驗。

　　翟振武：我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發達國家用四代人完成的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全國總和生育率從1978年的2.72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什么水平最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專家歷時兩年研究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生育率應穩定在1.8，就是現在這個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完全符合國情的。受人口慣性增長勢頭的影響，今后十幾年，我國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15億人，人口數量仍然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數量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

　　著力提升人口素質

　　記者：據估測，2040年，中國人口結構圖將由“金字塔”型變成柱狀，老齡化問題將比較突出，有人主張用放開生育的辦法緩解老齡化問題，這個辦法是否可行？

　　翟振武：實行以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是實事求是的選擇，其調整和完善也應當隨人口發展態勢、計劃生育工作狀況，以及國家發展的全局綜合考慮。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十一五”時期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考慮。一方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出生的1億多獨生子女，大部分已進入生育期，多數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另一方面，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多生子女和生育一個男孩依然是許多農民的現實考慮，計劃生育工作仍是“天下第一難事”。

　　這種情況下，倘若為了緩解“未富先老”的危機無序放開，“人口過剩”的危機更會加劇。經濟增長的成果不僅將大打折扣，教育、醫療資源的緊張更將加劇。

　　據人口專家測算，如果當前低生育反彈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的目標將面臨被突破的危險。可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選擇，我們只能在二者的“博弈”中權衡取舍。

　　記者：有人擔憂，隨著生育率的下降，我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將不復存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翟振武：在世界的維度上，人口紅利是一個國家生育率下降過程中出現的有利經濟發展的人口條件。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約1/3，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1/4，為社會和國家節約撫養費約17萬億元。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為我國經濟騰飛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優勢，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推手。但是，觀察處于人口紅利期的國家，新加坡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而越南在2005年僅有600多美元，這說明人口紅利只是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而非必然條件。

　　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低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只是短期優勢，高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才是長期優勢。在我國，預計2016年16歲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9.9億峰值，2030年為9.7億，2050年為8.7億，比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還要多。巨大的就業總量決定了勞動力成本在較長一個時期內不會有很大提高，仍然是我國的競爭優勢所在。

　　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達47.6%，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如果我們能以金融危機對調整結構形成倒逼機制，加快培養適應產業結構變化的勞動力隊伍，長硬起飛的翅膀；如果我們能在繼續發揮人口紅利優勢的同時，不斷提升勞動者素質，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將在戰勝困難和挑戰中乘風而起，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李曉宏 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