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員“帶病復出”問題上，沒有最牛，只有更牛。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問題官員”可謂是“愛才如命”，根本不顧民意容忍度。前些天，三鹿奶粉事件責任人鮑俊凱的復出，已經讓公眾不堪權力的調戲。現在，連在汶川地震全國哀悼日里還要公款旅游的“問題官員”，也能夠公然復出，這樣的行政品質與官場倫理，實在令人懷疑。

　　什么叫真正的“玩轉權力”，鮑俊凱、邵立勇都給公眾上了殘酷而真實的一課。這種“高調問責，低調升遷”，已經成為消解問責制威脅的慣常手段了。而且，基于此前問題官員復出一直受到輿論監督強烈質疑，現在一些權力部門在與輿論博弈的過程中，已經學會了見招拆招，如何掩人耳目不授媒體之口實。比如，鮑俊凱的職務變遷，是利用“時間差”；邵立勇的復出，是玩“異地升遷”。這樣的迂回戰術，實在令人目瞪口呆。

　　很顯然，問題官員復出的技術含量越高，民意受到的傷害就越大。本來，官員任免，事關民心向背，牽扯公共利益，實為民主之大事，相關情況，理應成為公眾信息，充分尊重民意，讓民眾知情，接受公眾監督。然而，為了掩人耳目，相關部門不惜侮辱公眾智商，來為這些官員尋找復出的“正當理由”。這種以“密室行政”代替“陽光任免”，置相關領導干部任免程序及規定于不顧，公然調戲民意，已經極大挑戰了公眾的容忍度。

　　這樣一再挑戰民意容忍度的情狀之所以出現，說到底，也就是在官員任免問題上，任憑權力的自說自話，公眾監督權與決定權已經淪陷。在這樣的語境下，到底還有多少出了問題卻不為公眾所知的官員，再次穿起官袍，公眾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這些官員復出是沒有得到民意認證。而公眾不樂意，民主則不彰。可見，問題官員復出的技術含量越高，往往是背離民主政治越遠。

　　既然官員任免是事關公共利益，那么，就不能讓問題官員復出一再挑戰民意容忍度。當前，只有真正引入民主機制，通過賦予公眾對罷免官員情況的知情權，來更加全面地落實公眾監督權，來改變那種官員集團利益在人事任免上不透明的情況，來還原政府應有的公信力。質言之，問題官員復出一再挑戰民意容忍度的官場亂象，必須以官員任命徹底民主化的大力突圍來進行蕩滌與祛除。(蘇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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