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為何不能做生意

　　公務員做生意對基層政權最大的危害是，打破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人民論壇：從實際情況來看，公務員做生意會導致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如官商勾結，與民爭利，影響了公務員專心本職工作，不利于建設服務型政府。公務員做生意在基層表現得最為突出。那么您認為對基層政權有什么影響？

　　劉慶龍：基層公務員做生意對基層政權最大的危害是：打破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公務員做生意和普通的生意人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是不公平的競爭。公務員所處的位置優越，各方面的資源較多，獲取信息的條件便利，對政策的理解力更強，這些都優于普通的生意人。最重要的是，如果老百姓在經營中，發現與做生意的公務員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的現象，這時他們心里就會出現反抗情緒，就會對政府而不是某一個公務員產生抵觸。這種情緒一旦有機會得以發泄，會對社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這種具有破壞力的現象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在南方地區時有發生。公信力喪失了，群體性事件就出來了。

　　王明高：前面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從法律政策來說，是不允許的。因為搞好地方經濟其實就是領導干部的本職工作。但是，從實際情況來說，這樣做既發展了地方經濟，又使個人得到了一些經濟上的利益補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別是貧困地區，如果這個補償是集體決策的結果，并且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的話，也不是不可以的。

　　對基層政權危害最大的就是第二種和第三種。第二種情況，身為公務員，卻沒有想著為國家做貢獻，服務于人民，而是暗渡陳倉，一心謀私利。這會產生極大的惡劣影響。如果公務員都是這樣的話，后果不堪設想。第三種情況也是弊大于利。因為如果創業成功了，大部分的經濟效益就歸個人所有了；而萬一做生意虧了，問題就會牽扯到原單位。而且在現實中，停薪留職去做生意成功的幾率是很小的，反而失敗的特別多。

　　公務員做生意引起的腐敗案例是非常多的。變相的隱性的公務員做生意，對社會、對國家、對黨的危害非常大。

　　公務員兼職有一定模糊空間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務員兼職都有一定的弊端，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人民論壇：根據我們本次的調查結果，基層公務員對自己的工資收入普遍不太滿意，而出去做生意主要是為了增加收入，補貼家用。那么，如果做生意不可為，公務員有哪些兼職是可以做的？

　　姜明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公務員局(以所在部的名義發布)的規章均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就這一規定所禁止兼職的單位而言，“企業”是非常明確的，“其他營利性組織”則不甚明確，有一定模糊空間。例如，民辦高校、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的基本性質應是非營利性組織，但它們有的可通過其活動依法獲得“合理回報”。這些公務員會不會在他們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給予其所兼職的單位以某種“好處”，作為相應單位給他們的“合理回報”的“合理回報”呢？這有時就很難界定。

　　無論是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務員兼職都有一定的弊端，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法律不宜一律開“綠燈”全面放開，也不宜一路“紅燈”全面禁止，而應該有適度限制地準許，并對準許的兼職行為加以規范。

　　劉慶龍：公務員兼職一般具備以下特點：一是合法性，即干部的兼職工作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黨的政策和所在部門的干部管理規定；二是無償性，即干部在兼職工作的部門不領取工資報酬，其兼職工作也不應取得報酬；三是公開性，向社會、所在單位和群眾公開，接受國家和社會的廣泛監督。只有符合以上要求的公務員兼職活動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和社會的允許。

　　公務員兼職現象，應在看到“弊”的一面的同時，不能忽視“利”的一面。從積極意義上說，公務員兼職有利于拓展干部的視野，能夠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的呼聲，能夠及時了解社會組織和基層群眾最迫切、最關心、最需要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反映民情民意；充分發揮干部的潛能，調動其積極性；甚至還可以縮減人力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如何讓“官”和“商”成平行線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作用有效，關鍵是要完善公務員的績效和薪酬管理體制，公務員的待遇應該適度

　　人民論壇：有人提出解決公務員做生意的問題，應當疏，實行高薪養廉，進一步提高公務員尤其是基層公務員的工資待遇；也有人提出針對這一問題，應當堵，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使公務員不敢在本職工作之外做生意。您認為該如何解決公務員做生意這一問題？

　　王明高：有人說要學習新加坡政府的高薪養廉政策，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新加坡的公務員待遇相對于我國公務員來說雖然是比較高的，但是相對于其本國的平均收入而言，并不是高薪。我國目前不能實施高薪養廉，原因是：第一，我國的公務員數量較多，且質量良莠不齊，目前我們還做不到高薪養廉；第二，老百姓也不能接受；第三，更根本的原因是，貪婪是人的私欲的膨脹，這是人性的弱點。我是堅決反對公務員高薪養廉的。但是公務員的待遇也不能太低了，應該適度。

　　劉慶龍：要完善公務員的績效和薪酬管理體制。在香港，公務員做生意的現象就非常少見，他們公務員的績效考核是非常嚴格的，而且工資待遇水平又是大家普遍看好的，比較穩定，對公務員的績效和晉升有比較健全的保障。如果去做生意，就會丟失公務員這個“金飯碗”，所以他得權衡利弊。

　　從我們整個公務員隊伍的績效和薪酬來看，離人們的預期還比較大，公務員可能會給自己留條退路。目前他可能是把做生意作為工作之外收入的一種補償，再往后就可能作為轉崗的一種方式。現在的公務員隨時都有可能被問責進而“下課”，所以說現在公務員的壓力很大，養家糊口的壓力，工作的壓力，隨時都有可能因為一些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而失去工作。

　　應松年：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發現和曝光公務員經商行為的一種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公務員的經商行為，但是不能對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抱有過高的期望，原因有二：其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本身有一個從建立到健全的過程，其作用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發揮出來；其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務員的自律，如果公務員自律能力不足，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可能形同虛設。

　　發現和曝光公務員的經商行為不能僅靠公務員自己申報財產，必須多管齊下，充分利用每一種能夠發現和曝光公務員經商行為的途徑，諸如健全稅務制度、充分發揮各種媒體的作用、重視群眾舉報等。

　　黃葦町：“官”和“商”是兩條不能相交的平行線，這不僅在我國是如此，在所有公務員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都是如此。要消除公務員經商現象，首先要加強對各級黨政干部的從政道德教育，特別要有明確的價值取向。黨政干部和私人企業家，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人，要遵循兩種不同的規則。企業家和商人要遵守的是市場規則，只要是合法賺錢，辛苦積累，可以把當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而黨政官員要遵守的是行政規則，也就是當公務員的規則。對于領導干部，國家政策規定了各種工作和生活待遇，盡管不能與富豪們比，但比一般群眾，已經好很多了；而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就是富豪們有時也無法比。 (采訪整理：人民論壇記者 艾蕓 杜鳳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