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梁永安(復旦大學副教授)

　　編者按一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讓數萬同胞歿于瓦礫。一年后的今天，我們的心仍然牽系著那片土地、牽掛著那里的人。我們在思考，這一年來，我們是以怎樣的方式銘記這場震災？這一年來，我們的防災減災工作取得了哪些進步？一年來，我們的志愿者服務意識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在紀念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我們推出“再望汶川”系列訪談，讓我們一同梳理：這場震災究竟改變了什么？教會了我們什么？

　　龔丹韻：再過幾天，就到“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紀念日了。痛定思痛，汶川大地震后，表現地震的作品，從詩歌、電視劇到文藝演出等層出不窮，其中有不少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您對這些文藝作品總體感覺如何呢？

　　梁永安：表現真實災難的文藝作品有很大難度。因為災難總是突如其來，這時候的創作，不管是日常經驗，還是個人的生存體驗，都與當事人有很大距離。出于習慣思維，創作者很容易不知不覺套用非災難經驗，去演繹和敘述災難，把一切都抽象化后，再提取出意義。事實上，反而是地震中當事人一些樸素、原生態的只言片語，更能打動人心。

　　多年前，電影《緊急迫降》放映后，該航班機長接受采訪時說，當時迫降過程并沒有那么緊張，因為人都處于全身心的投入中，想不了那么多。其實，反映地震的作品也是如此，如果渲染得很大、角度宏觀，反而可能會流于粗糙。

　　我們常常想從大災里面找出英雄主義的氣概，但是真正具體的環節上，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壯烈，處處都是傳奇，而是有一個自然的展開過程。生命體驗需要體會細節的一點一滴。宏觀敘事、英雄主義敘事，連普通大眾都能想象出對白和場景如何設計，在感染力方面就可能有所欠缺。虛構片里，觀眾會為一個英雄的命運揪心，而在真實的災難面前，作品里的情節和結局怎么走其實無關緊要，觀眾想看到的，是在生命展開的過程中，能否帶來心靈的撞擊。災難作品如何把握分寸，不落入俗套泛泛而談，確實考驗藝術家的功力。

　　龔丹韻：文藝本來就要高于生活，戲劇效果和矛盾沖突是敘事的核心所在，究竟需要怎樣的把握，才能表達好汶川地震？

　　梁永安：主要難度在于，進入現代以來，人的生存體驗不像以前那樣具有共振性。比如泰坦尼克號沉沒，以前拍的《冰海沉船》非常樸實，表現茫茫大海中人力的不可抗爭，也就足夠了。但現在是一個高度分工、高度技術化的時代，人們在不同的生活處境里，感受非常細化，平時都未必能夠相互理解，差異越來越大。一千個人腦子里有一千種災難場景，想象災難的時候，需要越過個人差異體會當事人的感情，不像過去用自己的經驗也可以替代，實在很難。

　　但是從中獲得文化沖擊還是有可能的。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對生命的關懷視角有了很大改變，加入了更多科學的成分。除了情感反應，還有前因后果的觀察、理性的調查、診斷式的解讀，已經不只是一種簡單的人道主義關心。為什么生命如此無常？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有沒有避免大規模天災人禍更好的方法？每一次災難面前，都會激蕩起人們對這些千古母題的再一次思考，而且由于時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理念的不同，每一次的啟迪都會不一樣。如果認真、具體地去探求，無論什么樣的回顧紀念形式，應該都能給我們以回味。

　　龔丹韻：那么您覺得在汶川地震中，值得我們銘記的文化意義有哪些呢？

　　梁永安：這個時代，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平民時代。面對日常生活時，平民的艱難困苦是一種常態，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在大災難面前，人們不僅要靠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還要依靠一些基本的生命能量，一股迸發出來的求生欲，這些能量的作用同樣不可低估。從這個角度去考慮，生命的頑強、人不斷去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文化有一種倫理的梯度。講群體意識的干部放棄家人去救百姓，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而普通人，第一反應往往是自己的親人。只要親人還在廢墟里，就不顧一切跑回去救人。這是千古傳續的親情，同樣很真實。我們以往只注意社會性、公共性的表達，不太彰顯那些親情倫理的力量，但是在汶川地震中，卻是這些平凡人的故事，令大家將心比心，感同身受。

　　回溯歷史一般有三種維度，一是大的國家民族觀，二是家族血脈的延續，三是文藝作品對生活的超越、想象。近代以來中國大事不斷，所以宏大敘事的角度成為我們回溯歷史的主流，幾乎形成了對大事件的本能反應。家庭敘事一直處在邊緣狀態。然而不得不承認，樸素的血緣家庭也是感動炎黃子孫的地方。比如地震中11歲的男孩背著4歲的妹妹長途跋涉，走出災區。妹妹太小還不懂事，拿著唯一的一瓶水只管喝，哥哥滿臉塵土、嘴唇干裂，不棄不離。又如有個人一定要把妻子的尸體整理干凈，換上一身新衣，用摩托車帶回家去安葬。還有一位鄉村里的父親背著去世孩子的遺體，一路上人們紛紛讓道，充滿人道光輝。這種倫理型的默契，無言無形，卻擲地有聲。

　　龔丹韻：一年后的今天再回顧這場地震，與一年前有什么不同之處呢？

　　梁永安：我們不可能隨時保持在抗震狀態，后期漸漸會步入常規，如何在平靜下來的生活中，對待這場災難，著手進行重建，顯然更加艱難，也更加復雜。

　　地震讓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難忘的瞬間，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實。這些感動在日常的模式化生活中，本來未被察覺，現在一下子透露出來了。比如“80后”當志愿者的熱情，比如全國人民同此一心的凝聚力，比如草根生活中豁然顯現的道德文化。我們不能光從書本里學國學，也要從生活本身來思考文化傳承。文化蘊含最豐富的部分在鄉村社會，在民族生活的地表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地震的紀念，可以把中國人的文化基本面打通，促進文化內部的自我認知。

　　我也希望不要以一種憐憫的心態，一直把當事人當作災民，把汶川當作災區。現在，視他們為新家園的建設者可能會更好。同樣，懷念逝者，不在于生命消失本身，而在于生命的尊嚴。汶川的各種情景，一年后回憶起來依然感人，是因為我們可以感受到，中華民族飽經災難，還能如此堅韌，不是因為個體強大，而是人和人之間那樸素的生命聯系。這是我們發展的文化動力，是生活幸福的希望所在，值得深深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