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海珠橋，屢演“跳橋秀”。33天里有8人要跳海珠橋。最近是一男子因找不到失蹤的兒子，爬橋欲跳。

　　用“跳橋秀”三個字來概括這些跳橋者，多少有些殘酷。因為他們大多是有事情有冤屈才冒險走上跳橋之“路”的。誰吃飽了撐的沒事也去跳橋，除非他真是孫東東教授所言的“精神病”。

　　所謂“跳橋秀”，其實是一種近似“示威”的“示弱”。弱者無路，于是呈現自己準備放棄生命的樣子。為何被冠以“秀”字？因為他們不是真的要跳橋自殺，他們只是想引起社會的關注與公眾的注意。這種行為的弊端是顯見的：大橋要被迫封鎖，造成大塞車，嚴重影響交通；要出動公安、消防、醫院等部門來處置，得花費不少公共資源……所以當地警方氣不打一處來，說這是對公共資源的一種綁架，附近百姓則表示應予嚴懲。

　　公權力一方，如果把這些“跳橋秀”當成是一種“另類上訪”、“另類訴求”，從對方的角度設身處地想一想，可能會心平氣和一點，不會輕言“送其勞動教養”。對這些販夫走卒來說，其極端行為的背后，本質通常都是權利利益的沖突。在利益沖突中，作為孤立無援的弱勢者，大多是自身利益受到損害，走投無路才會采取這種“權利自殘”式的極端行動。“一個屁股不用兩張凳子”，他們如果有一張正常的凳子可坐，哪里用得著把一座鋼鐵大橋的頂部當成“凳子”坐在上面？

　　所謂嚴懲跳橋者、制止“跳橋秀”，以及改造橋梁使之變得不容易攀爬，這顯然都是一種治標之舉。一切問題的源頭，不在“橋”上，而在“地”上。所以更重要的，是如何拓寬百姓的權利訴求管道，如何在本源上保護保障公民的權利利益。

　　有人說，“公民權利是國家的底盤。只有從做實公民權利的角度，才能真正做實國家基本制度。而這是非常日常、非常艱苦的工作，需要扎實的投入，不能投機取巧，不能指望偏門偏方。”如果說百姓的“跳橋秀”算“偏門偏方”，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么用拘留勞教這樣的“偏門偏方”來對待之，同樣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殺雞儆猴”的潛在的危險反而是進一步激化矛盾。真的，誰都不希望看到“死亡為復活提供開始”。(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