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事情能像“考核抽煙”這樣，顯示治理行為目的之悖謬。因為“公務用煙”根本上就是一個不應存在的東西。

　　湖北公安縣紅頭文件規定全年公務用煙數量，有“公務用煙管理考核辦法”。執行之中，甚至出現政府人員進入公務單位翻查垃圾簍、檢查煙灰缸的情景。

　　這樣的做法，完全配得上“規定明確”、“工作扎實”、“深入細致”等贊語。政府連公務用煙都專門有文件進行管理，抓落實都抓到了從垃圾簍中檢查執行情況的程度，要說“工作作風”有問題，是說不過去的。

　　一般，人們總是認為“工作作風不好”，乃是政府行為產生問題的原因。但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正是“作風”后面的制度缺陷，也就是權力機制，使得不好的“作風”變得普遍和必然。現在看來，無論把治理亂象視為“作風問題”，還是“權力機制”問題，可能都猶有不足。我并不排除“作風”和“權力機制”確實造成了大量的亂象，然而把問題歸結于這兩個方面，可能需要一個更加基本的假設，那就是治理行為的目的性是正當的。

　　公安縣考核公務用煙，“工作作風”是扎實的；權力制約呢，顯然有待改進。但要改進的是什么？是“卷煙市場整頓領導小組”需要約束權力，還是權力行為的目的已出現根本問題？簡單在現行框架內約束權力，你會要求卷煙管理科學一點、合理一點、柔性一點。但從根本上講，這些修補可能沒有意義。如果權力不以服務社會為念，權力制約大概也可能變成權力之間的相互掣肘和交換分肥。

　　很少有事情能夠像公安縣“考核抽煙”這樣，顯示治理行為在目的上的悖謬。公安縣的公務用煙考核辦法，不是考核減少公務用煙，而是考核公務用煙達到沒達到定額，不完成定額就要減扣公用經費。考核辦法還指定了用煙品種，“使用非正規渠道卷煙”也要扣減公用經費。

　　“公務用煙”根本上就是一個不應存在的東西，如果有公共財政的嚴格管理，這項開支不應被允許。然而，抽煙考核背道而行，不僅未能趨向于取消這一開支，而且為這一開支確立最低額度，不完成“任務”還要懲罰。

　　除了公共財政的角度，抽煙問題還有另外的敘述話語。例如健康話語，吸煙有害健康，政府應推進控煙；例如權利話語，抽煙與否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例如公務秩序話語，政府機構應在其活動中減少乃至禁止香煙形象。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公安縣的公用用煙考核都無法立足。而只有一個角度，公用用煙考核是“成立”的，那就是“增加稅收”。更多的抽煙，有利于稅收增加，因而公安縣政府需要以增加公務用煙的方法來促進卷煙的消費，并且用規定用煙品牌的方法，來促進某一品牌的香煙的生產。

　　這就是說，一個地方的政府可能成為以收稅為最高目的的管理機構。收稅成了最高目的，利潤成了最高追求，為此，又需要權力助推從而使稅收和利潤永得繼續。

　　思維落到“改進作風”和一般性的“權力制約”之中，會遮蔽更加根本的問題。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公民為什么需要一個政府，政府又在為什么而忙碌，治理社會與霸占社會的區別在什么地方？這些問題值得追問。(劉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