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

　　改革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調整，就不能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三年以前，國防大學的盧周來教授提出，“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這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都需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下面略舉幾例：

　　其一是社會保障制度問題。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建立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特征的職工養老保障體系，十幾年過去了，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個：某些城市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的阻撓和反對。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國家是否償還對曾為國有資產的存量積累做出過貢獻、又往往在經濟改革利益重組過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損失的老職工(包括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參加工作多年、現仍在職的‘中人’)的這筆欠賬，是一個關乎數以億計的老職工的基本權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譽的重大問題。”

　　其二是我們的住房制度改革，問題也是非常明顯的。

　　當時有兩種方案各自代表著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結果，全國只有一個最窮的省即貴州省，用了后一種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種方案。所以，我們搞了十幾年的住房改革，實際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農地制度改革問題。

　　我國歷來有把土地產權制度的田底權(所有權)和田面權(使用權)分開的做法。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一直認為，應當將土地使用權永久性地交還給農民。但是，也必須強調指出，我們在講論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強調從政治、法律上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決這些相關的政治問題，不提出相應的措施，好的經濟想法也會得到不好的結果，有些人肯定就會把這筆賬算到經濟學的頭上。

　　其四是現在熱烈討論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開始，中國就采用了蘇聯式的粗放增長方式進行國家工業化。這正是造成我國這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所在。所以從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黨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強調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但是，這項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以至于在當前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轉變增長方式，將主要依靠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經濟的增長方式，仍舊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什么進行得不順利？這也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是粗放增長方式源于命令經濟體制；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就要改變這種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過大資源配置權力的體制；而改變這種體制又會損害在這種體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由此可見，轉變增長方式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需要對它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此外在中國提倡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還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

　　總之，整個改革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互動的過程。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后，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我國和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因此，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任務偉大而艱巨。讓我們繼續為“建設一個新世界”，為中華騰飛而努力探索！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