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維權成本過高 六成援助案件靠調解結案

　　立法化解勞動者維權“入不敷出”尷尬

　　本報記者 劉宏

　　4月27日中午11點，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記者在那里見到為弟弟打官司的院建堂時，他剛從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回來，正埋頭將幾百頁蓋有各種紅章的材料攤在地上整理。院建堂的弟弟院建才前年在為單位拉貨時出車禍死亡，他專程來北京邊打工邊在律師的援助下為死去的弟弟維權，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

　　維權兩年的農民工

　　這兩年，院建堂放棄了原本相對穩定的工作，僅工資就損失了36000元。加上為此案耗費的精力，他用“疲憊不堪”四個字形容維權感受。

　　兩年前，院建堂還在廣州的一個飯店當廚師，每月有1500元收入，很令村里人羨慕。直到2007年5月接到弟弟出事的電話，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樣了。

　　弟弟院建才為北京市通州區一家建材公司打工，18歲時開始當裝卸工，一干就是5年多，工資從每月600元漲到1000多元。2007年5月一次拉貨時，院建才在北京市豐臺區遇上了車禍。家里，他還有一個剛剛走失的精神病妻子和一個9歲的無人照看的兒子。

　　得到消息，院建堂就從廣州趕到北京為弟弟處理后事。他需要為弟弟打兩個官司，一個是向肇事司機索要人身損害賠償，一個是向他打工的那家私企索要工傷保險賠償。“本想著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事情處理完回去，沒想到這一來就是兩年。”院建堂告訴記者，來北京沒多久，廣州那邊的飯店便以誤工為由辭退了他，還扣了他1個多月的工資。而這邊的官司還不知要等到什么時候。

　　來北京的第5個月，院建堂手里的錢就花完了，但證明弟弟與老板有勞動關系的官司才剛剛開始。從河南南陽農村老家到北京一個來回，僅車票就要花將近300元。為了節省路費，他在北京通州區梨園村租了一間民房，每月120元，一位好心的鄰居送了他一套被褥。身無分文的他在附近的居民區找到了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每月600元。這兩年，他白天為弟弟跑官司，晚上就在小區巡邏。

　　今年50多歲的院建堂曾經當過兵，榮立過三等功。他個頭不高，卻依稀能令人感覺到年輕時的精干。明顯地，兩年的官司耗盡了他的精力。身體原本很好的他現在在巨大的壓力下常常失眠。他的伙食也很差，為了省錢，平時的主食是饅頭或者面條就咸菜，根本談不上什么營養。兩年前他體重有130多斤，現在只剩下105斤。

　　記者見到院建堂那天，他穿著一件深藍色樣式有點過時的西服。這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一名保安送給他的，說他“成天見律師、法官，得穿體面點。”

　　剛來北京時，院建堂還是一雙皮鞋，因為走路太多，早已穿爛了。“再買，怎么也得一兩百，來了這么久一分錢沒拿到，不能再禍敗(方言：意為浪費)錢了”。現在他腳上穿的是從老家帶來的黑條絨布鞋，鞋底還是已過世的老母親給納的。

　　程序復雜困難重重

　　在院建堂租住的那間狹小的房間角落，堆著一個麻袋，里面裝的是半麻袋在北京來回坐車的公交車票。院建堂說，開始攢的時候并沒想著讓對方給報銷，只是想在開庭時背到法庭上讓人們看看他為了這個官司花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

　　“人沒了，總不能白沒吧。我弟弟為現在這個老板干了整整五年多。五年，就算是養個小動物也得有點感情吧？看在這個情份上也該補償一下未成年的孩子吧？”院建堂告訴記者，他不為別的，就想著為只有9歲的小侄子爭取點撫養費。

　　維權程序之復雜是院建堂沒有想到的。

　　由于弟弟當時與老板并沒有簽勞動合同，老板也沒給他買工傷保險，證據不足，無法認定工傷。從2007年10月份開始，院建堂為證明弟弟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開始了漫長的官司。經過了尋找證據、仲裁、一審、二審，整整花了一年時間。而接下來要求用人單位賠付工傷待遇的官司才剛剛開始。

　　今年1月16日，通州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定院建才為工傷死亡。經過漫長的等待，滿懷希望的院建堂與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時福茂一起去通州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申訴書，要求弟弟的用人單位賠償工亡補助金等費用。

　　事情遠不如想象的那樣順利。仲裁委不給立案，理由是要等收到工傷認定通知書60天后對方不提起行政訴訟后才能立案。60天后，仲裁委員會終于受理，但還未開庭他們又被告知，對方單位已注銷。剛剛立的案子又被通知不再審理，再告，就只能去法院了。

　　“疲倦、絕望。”院建堂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他又聽說，那個老板又放出話來要與老婆假離婚，以此轉移財產。就算是他最后打贏了官司可能也拿不到一分錢。

　　回顧這兩年來他所經歷的一切，他有些后悔堅持打這場官司。他算了算，這兩年，他找老板4次，勞動仲裁委20多次，法院60多次。他僅在北京為這場官司所花費的交通費就有4000元，住宿費2280元，用餐費9600元，電話費1000元，材料打印復印費200元。這兩年他為這場官司一共花費了17080多元錢。加上失去廣州那份工作的損失，個人一共損失了53080多元錢。

　　直到現在，他還沒從老板那里得到一分錢。

　　“我們全家現在全靠我19歲的兒子在廣州打工掙錢維持生活，家里人也多次都要求我放棄。但官司打到了這一步，花了這么多錢，空著手回去怎么跟家里人交待……”院建堂說到這里有些激動，手抖著點上一支煙。

　　幫他打這場官司的律師時福茂告訴記者，在這起案件中，援助律師也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算了一下，為處理這個案子，律師先后去過8次勞動局和仲裁委員會，19趟法院，接待院建堂40余次。僅交通費一項就花費2700多元，律師的人工成本約4700元。

　　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維權成本高，已是不爭的事實。

　　時福茂曾經為記者計算過一名工傷勞動者按照法律程序維權可能花費的最長時間。發生工傷事故后，受傷勞動者需要經過三個階段：申請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以及工傷待遇索賠。如果用人單位不主動履行法定賠償義務的，就意味著受傷勞動者必須要通過法律程序走完這三個階段。所有程序都走一遍，總共要用3年9個月的時間；如果有延長，則可能會延長至6年7個月。

　　為避免走法律程序增加維權成本，調解結案已成為援助律師的一個重要手段。據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研究項目負責人王芳介紹，在工作站從2005年成立至2008年5月援助并辦結的135個工傷案件中，經律師調解結案的就有40個，占到已結案件的29.6%；如果再加上仲裁調解和法院調解的41個案件，經調解結案的共有81個，占已結案件的60%。

　　尋求根本解決辦法

　　全國律協法律援助與公益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佟麗華，多年來一直在呼吁降低勞動者的維權成本。他認為降低維權成本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決，一是簡化維權程序，縮短維權時間；二是理順維權成本的責任分配，由違法的責任人來承擔維權成本。

　　實際上，為降低勞動者的維權成本，我國已出臺過一些法律法規。

　　據王芳介紹，早在2007年4月1日實施的訴訟費交納辦法，就將勞動爭議案件收費標準從過去的每件交納30至50元降為每件10元；同時還規定，屬于追索社會保險金、經濟賠償金，或因工傷事故請求賠償的，或正在接受有關部門法律援助的，當事人申請司法救助，人民法院應當批準緩交訴訟費用。

　　2008年5月1日生效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則徹底取消了勞動仲裁收費。同時，“一裁終局”的制度設計，也減少了小額勞動爭議案件的繁多程序，降低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

　　“這些規定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勞動者雖然在仲裁或訴訟中可以緩交費甚至不交費，但是因仲裁、訴訟而發生的其他費用如交通費、食宿費等仍然不能得到補償，仍然會阻礙其尋求司法救濟。”佟麗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以工傷案件為例，維權程序最復雜、花費時間最長的就是申請工傷認定，準確的說是確認受傷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而現實是，由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相比所處的不利地位，他們很難從用人單位取得證據。

　　“這種情形之下，勞動保障部門運用執法權進行調查非常必要，可以極大的方便勞動者認定工傷。但根據現有規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進行調查的職權是選擇性的。”佟麗華說。

　　“應當通過立法明確規定，只要勞動者在申請工傷認定時提供初步證據的，勞動部門即應進行調查。并且，勞動行政部門進行調查時用人單位拒不提供有關材料的，應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推定勞動者的主張成立。”

　　佟麗華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

　　他認為，在工傷認定調查程序中，可以借鑒采納該司法解釋明確的舉證原則。如職工名單、工資單等應由用人單位保管的證據，在勞動保障部門調查時拒不出示，即可推定申請人與該用人單位間存在勞動關系。如果雙方對主張有爭議的，為簡便勞動者申請工傷認定，可以將確認勞動關系的仲裁改為行政聽證程序，聽證后做出的認定工傷決定書，一經做出立即生效，勞動者即可申請勞動能力鑒定。如用人單位對該認定不服而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不影響該決定的效力。

　　另外，還應當通過立法建立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合理分擔制度，尤其是讓違法的用人單位承擔勞動者的維權成本。佟麗華認為，無論采取哪種制度，勞動者個人加上援助律師的維權成本這一巨大支出都應當得到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