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貴州習水，后是浙江麗水，“性侵幼女”惡性案件近期成為媒體焦點。但公眾問責與公安、教育部門的自責并不容易使這些部門的功能超常發揮，臨時性整治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如習水市民對記者所言：“這種事不出兩個月還會出現。”(《南方人物周刊》4月26日)

　　處置強奸是一個社會問題，公安部門是事后法辦重于事前防范，教育部門是管校內重于管校外。作為一名香港社會工作者，筆者認為內地中小學校應引進駐校社工——駐校社工產生于19世紀初的美國，它不是為解決性侵幼女案而產生的，但具有降低這類案件發生率的功能。從理論上講，駐校社工肩負著對學生在安全、環境、心理、行為、家庭、發展等方面問題的“預防”與“救濟”職責，這是社工與教師的區別所在。對“性侵幼女”的預防和救濟，是社工工作的應有之義。

　　從實踐看，以香港為例，2007年“校園風化案”、2008年“非禮男童案”，今年4月28日《文匯報》報道的“亂倫案”，都是首先由社工發現的。社工通過對學生的細心觀察和零距離溝通，一方面可以即時發現問題，以避免事態擴大；另一方面，及時發現隱患以阻止潛在侵害案發生，從而較大限度地減少對學生的傷害。

　　駐校社工制度1971年引入中國香港，2000年香港實現“一校一社工”，內地只有極少數地區開始了嘗試。2007年，廣州、深圳率先開展駐校社工試點。目前，深圳活躍著近千名駐校社工。據新華社報道，該市計劃2010年實現“一校一社工”，駐校社工將達到5000人。深圳是政府出錢向NGO購買服務，這一制度如在全國推廣開來，約需社工300萬人，將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開辟一個新渠道，也是一本萬利的公共政策。

　　當然，駐校社工不是解決當前性侵幼女類惡性案件頻發的萬能和唯一工具，但只有每個部門從細節做起，才能在全社會共同編織一個安全網。相對于公眾試圖通過對公安、教育部門的問責、施壓，通過對加害者的嚴懲，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以實現職能部門加強監管、犯罪分子收斂圖謀，從而控制此類案件發生的良好愿望來說，駐校社工的策略應該是更主動、更有效和更可行的。駐校社工不僅在于預防、發現、補救，也不僅在于充權、賦能、挖潛等，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受害者的心理撫慰，從這個層面來說，社工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方禮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