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日前聯合公布《統計違法違紀行為處分規定》。該規定自5月1日起施行，是我國第一部關于統計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方面的部門規章，對于“瞞報、瞞報或者偽造、篡改統計資料”等行為，將“給予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北京青年報》4月29日)

　　今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多次談到統計失真問題：“一些地方和單位在統計上弄虛作假的現象還時有發生，個別地方、單位的領導干預統計數據。”而此前，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對統計“注水”現象更是直言不諱：“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582億元”。(《第一財經日報》4月28日)

　　此次《統計違法違紀行為處分規定》的出臺，正是基于以上種種統計失真、注水問題而來的。應該承認，懲戒不夠嚴厲是統計造假不斷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以“開除處分”來回應和嚴懲統計造假，顯得非常必要。

　　我擔心的是，這一《規定》能否被不折不扣地嚴格執行？事實上，打開更權威的《統計法》會發現，此次《規定》中開列的種種統計違法行為，在該法中其實均早有規定。早就出臺的《統計法》沒能解決的執行問題，新的部門規章何以便能很好地解決？

　　再者，此《規定》是否足夠嚴厲？雖然媒體均將“開除處分”作為報道的最大亮點，但這里的執行彈性空間實際上非常之大：一般情節僅是“記過或記大過”，情節較重才“降級或撤職”，而只有到了“情節嚴重”才能“開除”，具體操作方式還需細化。

　　關于統計造假及其內在行為邏輯，輿論曾有精辟總結：“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數字出官”實際上是“官出數字”的內在動因和動力，而“官出數字”同時又是“數字出官”的外在條件和前提。即，“官出數字”為“統計造假”提供了體制上的可能性——統計部門高度依附于行政部門、“數字”原本出自官員手中，想造假自然極為方便，而“數字出官”則為“統計造假”提供了體制上的必然性——對于官員的評價考核過于依賴數字，數字的變化往往能給官員帶來巨大的現實利益(提拔升遷)，統計造假顯然就成了官員難以遏制的沖動。

　　統計造假之所以出現，除了“處分不夠”，還有更為根本的體制性原因，即現行“官出數字”的統計管理體制和“數字出官”的官員考核體制。因此，徹底解決統計造假的出路還在于：根本改變或改善這樣的體制——將統計部門從行政體系中徹底剝離出來，使其成為一個具有足夠獨立、中立性的純技術部門，將對官員的考核評價從畸形單一的數字依賴中擺脫出來，使其更具科學民主性——如以“選票出官”、“民意出官”來取代“數字出官”。（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