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在網上發帖舉報鄂爾多斯市征地問題，因此兩度被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區抓捕，第二次以誹謗罪被判刑1年。吳不服而上訴，市中院以事實不清為由裁定重審。結果，在沒有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卻從1年改判至2年。吳再次上訴，市中級法院維持了原判。面對記者“為何在事實不清的基礎上，維持了沒有新增犯罪事實的加刑判決”時，參與合議過吳案的鄂爾多斯市刑事庭副庭長劉銀福稱：這個沒法說，吳如果不服判決，可以走法律程序。(《京華時報》4月20日)

　　重審判決書中，沒有對吳保全新的指控罪名和證據。沒有新的證據，原有“事實不清”的法官判斷，是如何消除的？沒有新增犯罪事實，刑罰為何加重了？就是沒學過法律，也會對這樣的判決提出疑問。

　　然而，當事法院的負責人卻對輿論的質疑采取了回避態度。也許，這位負責人有他的難處──有些事情，不是他能決定的；有些話，不是他能說的。但如真像他說的那樣，對法院判決的不滿和質疑只有上法院說，有些人的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決。比如，吳保全兩次不服都走法律程序，結果他得到了公正嗎？如果他繼續走下去，又會是什么結果？如果公民要獲得有效的司法救濟只能在法律程序上兜圈子，而法院卻無需就公眾的質疑進行解釋，判決無需接受公眾的檢驗，那判決的公正性又靠什么保證？

　　判決由法官獨立做出，但是，判決的公正性，卻必須接受公眾的檢驗，由公眾來評價。法院判決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執行的，但法院判決要得到好執行，還必須依賴于判決的公正性。公眾對判決的公正性認可，決定著法院的權威，決定著法院自身的價值，也從根本上決定著判決的執行效果。

　　事實上，公眾質疑和輿論監督是促進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途徑。首先，公眾的意見可對司法審判起到提示和校正作用。其次，法官不可避免的人性弱點，如個人偏好、自私、貪婪，可能導致枉法裁判、司法專橫，這對司法公正是極大的傷害。公眾意見、輿論監督一方面可以對司法腐敗形成扼制，也可以促使司法機關改正錯誤，通過自我校正，做出公正的裁決。

　　實踐證明，很多冤案、錯案的糾正，正是得益于公眾的參與和輿論的監督。比如孫志剛案、劉涌案。而法院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回答公眾的問題，解除公眾的疑惑，才能在社會互動中，達成司法機關和民眾認識上的一致，讓判決服眾。如果說，對道理上說不過、公眾廣泛質疑的案件，當事機關可以不解釋，可以蒙混過關，那么，法院勢必就會我行我素，恣意妄為，而司法公正，也就會越來越失去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