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再一次顯示了在監督和馴服“縣級權力”上的力量。從氣勢洶洶地跨省追捕發帖冒犯者，到態度蠻橫地堅持要辦發帖者，到最后狼狽不堪地低頭認錯，靈寶市政府在短短半個月中180度的態度轉變，顯然全拜媒體窮追猛打所賜。對許多與王帥有著類似經歷的人來說，王帥的幸運已足以讓他們羨慕得眼紅。內蒙古的吳保全就是如此。

　　吳保全的經歷與王帥驚人地相似，也因網上發帖揭露本地的違法征地而遭到警察的跨省追捕和拘留——不同的是，王帥因引起輿論關注而受到保護，傲慢的權力最終向輿論監督低頭。而由于未引起媒體關注，吳保全的命運截然不同，以誹謗被處行政拘留10天后，因繼續發帖被正式逮捕，并被判“誹謗政府罪”，上訴后不僅“誹謗罪成立”竟又加刑一年，律師稱這顯然是打擊報復和對其“不服判決”的懲罰。(《南方都市報》4月20日)

　　吳保全所以選擇此時向媒體曝光，顯然是受到了王帥維權路徑的激勵，他激動地從王帥案中看到了翻案的曙光和讓政府低頭的可能性。媒體所以這時候報道這件“舊事”，顯然也是受王帥案的影響，圓滿解決的反襯使吳保全深陷困境的經歷更有新聞價值。吳保全肯定在想，雖然沒有王帥那樣的幸運，但如果能借助王帥案的“判例”和王帥案凝聚起的輿論能量使自己擺脫困境，趁熱打鐵倒逼本地政府敬畏法律和民權，這未嘗不是不幸中的萬幸。

　　抓住時機，緊靠媒體，趁熱打鐵，借案翻案，像抓救命稻草一樣不放過任何一個吸引媒體關注的機會，這些維權策略，是公民在長期的維權苦旅中逼出的“智慧”。

　　按理說，法治社會萬物置于法律的治理之下，法律是公民權利的保護神。批評政府，曝光腐敗，這些權利都清楚地刻在法律大理石上，當民權受到公權機關的侵犯和踐踏時，他們應尋求法律的保護—可一次次失敗的維權經歷，一個個偏執者的悲慘下場，讓他們不得不從抽象、理想、虛幻的法治按摩中走出來，正視權力被濫用的現實。在官本位、權本位仍然非常濃厚的現實中，當權力能夠凌駕于法律之上、對公檢法呼來喚去、將法律當橡皮泥任意揉捏的時候，法治是無力的，既無能主持正義，也無能自我糾錯，運輸正義的通道是不暢通的。

　　從新聞報道來看，吳保全其實一直是個法治的忠實信仰者。當他因網上發帖被跨省追捕后，他想到了使用法律武器，但法律卻沒有捍衛他的權利和給他正義，而是違法給他創造了一個新罪名——“誹謗政府罪”。他當然不服氣，繼續通過上訴尋求法律的保護，寄望于法律能自我糾錯，但又為對法律的執著信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維持原判，并“懲罰性”地加刑一年。他繼續保持著對法律的信仰，繼續上訴，可法庭給他的回應是“維持原判”。檢察官透露說：本判定其無罪，但領導說這是市里的案子，我們管不了。一次次在法律面前碰壁，頭破血流，他的法律信仰終于動搖了，不得不像與他一樣經歷的人那樣，轉向了信仰媒體。

　　顯然，王帥很現實，從開始起他就對法律充滿不信任，自始至終都在依賴媒體的力量。當家鄉父老被違法征地后，他沒有建議他們去與政府打官司，而是堅持選擇在網絡曝光，借媒體曝光倒逼政府守法。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他選擇了“抗旱造假”這個更迎合媒體報道價值的話題(可悲的是，隨著媒體對一些事情的見慣不怪和審丑疲勞，人們不得不通過某些炒作手段以吸引媒體的報道興趣)。當他被跨省追捕后，他沒有尋求法律的保護和訴諸法庭，而是清楚地知道權力濫用下公正蕩然無存，堅持借助于媒體。結果證實了其選擇的明智，正是媒體的幫助使其免受打擊報復并最終維護了自己的正當權利。

　　于是，王帥成了又一個依賴媒體獲得正義的成功典型，媒體喧賓奪主地擔當了主角，法律又一次扮演了旁觀者、打醬油者的可恥角色——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公民維權的媒體依賴。所以，那個曾對法律充滿幻想的吳保全，也不得不把媒體當成了救世主，幻想著借助王帥案的輿論能量和“王帥效應”在媒體幫助下求得正義。于是，輿論不得不再重復一遍“批評政府哪怕失實，也不能以誹謗治罪”、“治公民誹謗政府罪，除非修改憲法”的常識。（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