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爭論”到“不折騰”既體現著我們黨在認識社會穩定機制方面的質變，同時也體現著我們黨保持社會穩定戰略的進步。

　　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需要有政治穩定局面做基礎。然而，如何才能保持穩定？我國改革實踐的經驗表明，一是在實踐之中“不爭論”，二是在實踐之中“不折騰”。

　　“不爭論”是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來的。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鄧小平的這段話已經把“不爭論”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因而無需贅述。那么，他所說的“不爭論”的對象又是什么呢？“南方談話”中雖然沒說，但其實也是很清楚的，即當改革之初的實踐(比如搞承包制，比如鼓勵個體經營，比如搞特區，比如引進外資……)還不足以上升為新理論，舊的理論還未被排除而且在實踐中還頑強地表現自己時，“不搞爭論”——反對無謂的、空洞的爭論；訴諸實踐，讓事實來說話。這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在堅持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基礎上，“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爭論”的要義。

　　鄧小平之所以強調“不爭論”，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歷程、中國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一條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需“爭論”，也是因為無謂的、空洞的爭論不能把實踐推進半步，而只能遲滯改革實踐的進程。當然，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有關的體制和機制等問題，是可以并且應該討論的。因為只有通過科學的討論，在這些問題上才能逐漸形成共識，從而指導改革開放事業取得成功。但是，討論并不同于特定意義上的“爭論”，這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討論是以和諧方式進行的，是前進中的探索與交流，而特定意義上的“爭論”則是要用“戴帽子”把對方壓倒，它實際上仍是階級斗爭思維的一種延續。所以不能把“不爭論”與不容許討論等同起來。

　　“折騰”本是北方的一句方言，特指沒事找事，無事生非。2008年12月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指出：要保證“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這樣一來，就把“不折騰”提高到了我們黨保持國家政治穩定的戰略的高度，而且是由思想層面的戰略上升到了實踐層面的戰略。

　　什么是“不折騰”呢？根據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最根本的就是不要再搞階級斗爭，不要再搞群眾運動。這是因為，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要矛盾了，而且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所有矛盾都可以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解決，不需要再搞群眾運動了。否則會影響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和執行，會阻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

　　在當前，“不折騰”就是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認準大目標，堅持不懈干下去；“不折騰”就是要科學民主決策，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不折騰”就是以大局為重，保持高度穩定，“不走封閉老路，不走易幟邪路”；“不折騰”就是堅定不移地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當然，“不折騰”也并不是就不許搞任何群眾性活動了，群眾活動還是要搞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是人民群眾的事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是人民群眾的事業，只有充分發動群眾，把最大多數的群眾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活動中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才能獲得成功。這里所說的“活動”與過去搞的特定意義上的“運動”也是根本不同的：運動的本質是革命，它總會帶有一定的無序性，而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依法有序進行的活動，則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常規手段。

　　由此可見，由“不爭論”到“不折騰”既體現著我們黨在認識社會穩定機制方面的質變，同時也體現著我們黨保持社會穩定戰略的進步。只要我們牢牢把握這兩個相關的戰略不動搖，我們就一定能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目標。(中國政法大學 常紹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