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震驚全國的貴州習水縣公職人員性侵害幼女案進行了第一次不公開審理。此案中有5名公職人員涉嫌犯罪，十多名受害者中有3名未滿14歲，其余均未滿18歲。一些原本由司法部門為被告指定的辯護律師，當天未出現在庭審現場。一位辭去委托的律師說：“我不愿為這種人辯護。”當地檢方將案件定性為“嫖宿”，也引起了媒體的批評和異議。

　　習水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袁云勤接受采訪時曾說：“我們都是為人之父，如果我們的女兒被別人這么搞，我們的感受會怎么樣？”其實沒有必要如此這般的推己及人，僅僅出于一個普通人的羞恥和良心，人們就足以對那些作孽的禽獸官員產生不齒與憤恨。這似乎也足以解釋，那些被指定的律師何以會拒絕為被告辯護。不過，作為一個合格的律師，他們似乎應該知道，律師辯護的作用只限于維護被告的合法權益，而不可能導致他們逃脫應有的懲罰。所謂禽獸官員只是一種基于道德的通俗稱謂，他們的罪始自自己的行為，他們的罰來自法律的規定，而不是外界的奪予。

　　其實，希望從重處罰這些禽獸官員的不只是這些拒絕辯護的律師，至少還應當包括習水當地的職能機關。習水方面將這起案件定性為“嫖宿幼女”，據他們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嚴厲地打擊犯罪，因為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點是5年，比強奸罪的量刑起點3年更高。先假設這樣的解釋果然是他們的初衷，這其中存在的問題也相當明顯。難道可以為了加重被告的刑期而去選擇罪名嗎？

　　一些質疑人士指出，習水方面只向民眾介紹了最低刑，而閉口不談最高刑。嫖宿幼女罪最高只可給犯罪嫌疑人帶來15年的刑期，即便數罪并罰也只能帶來20年刑期，而強奸幼女罪則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這樣一個證據用以揭露某種“小聰明”，當然是相當有力的。但如果我們就此認為，那些禽獸官員才應該按照“強奸幼女罪”論處，那么我們也會因此陷入為加重處罰而選擇罪名的謬誤之境。好在有清醒的批評者指出，禽獸官員應當按“強奸幼女罪”論處，理由只在于他們的獸性本身，而不是什么更嚴厲打擊犯罪的需要。

　　“嫖宿幼女罪”與“強奸幼女罪”之間最本質的分野在于，被傷害的幼女是否系自愿賣淫者。同樣不需要拿“我們的女兒”來作假設，如果不是禽獸就不會斷定那些中小學女生是出于自愿去賣淫，當然還有更多的細節與證據可以在法庭上辯論。這就是那些禽獸官員應當定罪為“強奸幼女”的理由，至于刑期可能比“嫖宿幼女”更重，只是因為莊嚴的法律不容違背，而非民眾提出的要求。我們的鄙視與憤怒已經寫入法律，執法者應該做法律忠實的仆人，而不是以順應民意為由頭，夾帶自己的種種想法。(周東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