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9月之后的“官員問責”風潮中，僅在9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中，就因襄汾潰壩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災等一些重大責任事故，全國各地20余名官員失去原有職務。

　　但隨后，人們又在一些場合看到了部分官員的復出，官員問責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記者就此專訪了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劍生。

　　記者：從2003年因在抗擊“非典”中“工作不力”的張文康、孟學農被免職以來，行政問責制作為重塑誠信政府與責任政府的一種制度性機制，在我們的行政體制內開始逐漸建立起來，重慶、廣東等省市還專門制定了相關的規定，旨在完善行政問責制度的法律框架，落實行政問責制度的實效性，以回應民眾對法治政府的期盼。但是，隨著不少被問責的官員后來陸續低調復出，民眾對行政問責制的功能、意義以及“問責”的可信度，表達了自己的疑惑，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章劍生：這說明行政問責制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在民眾的記憶中，“甕安事件”和“洪洞縣黑窯事件”所留下的印跡是難以抹去的，對于在此事件中因被問責而下臺的官員陸續復出之現象，民眾不可能無動于衷。被問責而去職的官員重回官場的理由、過程、條件等等關鍵性的問題，民眾需要知情，但有關方面卻總是“顧左右而言其他”。如“對于工業特別熟悉，這樣的官員不用就是浪費人才”的原洪洞縣副縣長王振俊，再比如“不打麻將、不進舞廳的學習型官員”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我們姑且先不論這樣的評價是否真實、可信，即使如此，這是否足以成為他們“復出”的理由？人們相信，無論是在洪洞縣王振俊這樣的“人才”，還是在甕安縣王勤這樣的“學習型官員”，就是找不出一個比他們更優秀也肯定不會僅有他們兩個人；即使在這兩個縣中他們真的是“一枝獨秀”，別無他人，那么我們還可以把尋找“人才”或者“學習型官員”的目光轉到甕安縣、洪洞縣之外的縣市乃至全國范圍。這樣“招賢納士”的辦法我們現在的干部制度也是允許的。

　　記者：官員問責是不是就應該用“問責”來終結一個官員的政治生命，確立一條因被問責而下臺的官員終身不得入“仕”之規則呢？

　　章劍生：當年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的司長梁錦松因涉嫌“濫用公權力”而去職，幾年過去了，在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中沒有了梁錦松，對于香港民眾來說好像并沒有什么重大損失，也沒有人嚷嚷著說他是“人才”或者“學習型官員”，非讓他復出不可。可見，雖然這樣的制度對于具體的個人來說是殘酷了一點，但是對于民眾來說何嘗不是一種欣慰與福音呢。

　　記者：但是梁錦松是因涉嫌“濫用公權力”而被免去公職的，而內地的許多官員都是在剛剛上任不久、還沒有熟悉工作情況的時候，因一些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如孟學農，這樣的問責制度設計是否合理呢？

　　章劍生：在我看來，我們今天的行政問責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息民憤，而不是重在懲罰責任官員，是否啟動行政問責基本上是體制中的“內部問題”，它缺少透明度，民眾對此基本上沒有發言權。這樣的行政問責不可能產生預防性效應，對于整肅公務員隊伍的風紀功效不可能顯著。行政問責制如果不與民主制度相結合，并對在位官員產生一種威懾，那么它很有可能質變為體制內部惹禍的官員“避風頭”甚至位高權重者“丟卒保車”的藉口，也有可能質變為官員們的一種“互保”手段，而在外觀上，它則是行走在法治舞臺上的一種“政治時裝秀”。 （本報記者 陳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