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府執政方式變化中，官民關系究竟產生了哪些新的問題，為政者應該如何去順應新的形勢，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改革開放在帶給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基層社會官民角色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化。30多年來，基層政權的變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官民關系，在金融危機維穩壓力加大的背景下，非常值得探討。

　　官民互動模式改變：雙方獨立利益主體地位同步彰顯

　　對于基層政權來說，變化最大者，莫過于其作為一個獨立利益主體地位的彰顯。這種獨立的利益主體地位，改變了基層政府的行動能力與空間。然而，在個別地方，這種改變，與其說導致了政府公共性和服務職能的增強，不如說使其從一個應然的公權力載體，變成以追求地方可支配財政收入增長為主要目標，在地方發展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獲利動機的權力與經濟復合體。因為要追求經濟發展的政績，其自身運作也表現得愈益具有營利性特征，即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獲利為目的，并通過獲利來體現。因此，個別地方治理的過程也往往變成對資本和資源的權力化經營過程。

　　與此相對應，民眾作為獨立利益主體的地位也同步彰顯，并且導致了官民互動模式的改變。不過，這種改變未必如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表現為“官退民進”或“國家與社會互強”，即權力公共性增強和公民社會的成長。事實往往比理論預期更為復雜，因為單純的民眾利益主體地位上升未必一定導致公民權利地位和公民意識的同步增長。因此，如我們所看到的，獲得了利益的民眾未必能夠有效地捍衛自己的權利。同樣，權利增加也未必自然帶來公民責任意識的增強。所以，所謂“有產有業不求你，交了稅費不欠你，想啥做啥不理你，有了問題便找你，出了問題就罵你”，便成為一些地方民眾對待政府的基本態度。

　　在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全能型治理模式已經弱化，然而現代治理模式卻還未完全建立，個別地方政府又忙于制造發展政績，使得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這樣，在不少地方，政府雖然能夠主導核心利益，卻無法有效解決許多涉及地方日常經濟與民生領域的矛盾與糾紛。為了擺平這些矛盾糾紛，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借用非正式資源，采取非正規手段，結果，當做不做，不當做卻不得不做，甚至越軌違規都要做，久而久之，便積壓社會矛盾，引發群眾不滿，帶來形象受損，造成工作被動。

　　造成如此復雜的現象，與改革中基層政府在權力配置與運行上的“全進全退”特征有關。從理論上講，任何公權力都具有“強制性”和“基礎性”兩個方面，前者是指其相對于社會所具有的權威勢能，后者是對社會所應該承擔的公共職能。然而，一些地方的公權力配置與運行往往是強制性和基礎性相互影響，一進俱進、一退俱退，一強俱強、一弱俱弱。

　　基層政權困境：政府缺少作為公權力的權威公正性認同

　　如何能夠建構起基層政府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如何優化治理地方的能力？進而言之，如果民眾將政府視作社會經濟生活中眾多利益主體的一個，且常常感受到這個特殊利益體會運用強制力和壟斷力與自己爭利，又如何會對其表現出高度的信任？這其實就是社會轉型時期一些地方的基層政權所面臨的困境，也是引發社會泄憤事件的一個重要根源。由此，我們得以理解，為何在許多涉及到官民糾紛，甚至在一些根本不涉及官民糾紛的事件中，部分民眾會那么容易被謠言所利用，為何人們又總是更愿意相信民權、民利遭受侵害的指責，盡管這些指責未必屬實，可人們卻偏偏寧可信其有，不愿信其無。究其根本，基層政府缺少作為公權力的權威公正性認同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毫無疑問，一些群體性事件給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失，給地方形象抹了黑，但在此類事件中形象最受損害者，仍然是當地政府。

　　與不明真相的群眾相比，更多對于基層政府的不滿則表現在日常官民互動中人們動輒以“弱者的武器”(如各種形式的不配合、消極抵觸等)來與公權力抗衡，或者退而求其次，以無公德自利行為的泛化來表達對社會公益的無責任感。可想而知，在“弱者的武器”和無公德自利行為的包圍中，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自然難以形成，善治就更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諸如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一部分群眾在面對日常矛盾和糾紛時對權力的缺乏信任和心存抵觸。其實，無論是社會泄憤、“弱者的武器”、無公德自利行為的泛化，還是反過來基層政府動輒將公安機關推上風口浪尖，以強制手段解決矛盾，從現代治理的角度看，都既與治理的強制性過度有關，又是其基礎性能力遭到消解的結果，是治理失效，治理相關方(官民雙方)同時陷入“雙輸”境地的負向博弈。

　　基層政權建設思考：為政者如何去順應官民關系新形勢

　　對基層政權建設的思考，切不可僅僅從基層組織社會控制力的強弱來尋找原因。應該深思的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府執政方式變化中，官民關系究竟產生了哪些新的問題，為政者應該如何去順應新的形勢，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承認，當下基層社會中公權力的配置與運行在強制能力和公共職能履行這兩個方面都存在亟待改善的空間，該“弱”不“弱”(強制性受到規制)，該強不強(基礎能力增強)的錯位也許是導致諸多問題產生的根源。而正是這種該弱不弱、該強不強，導致在一些地方的治理中出現了“強政—弱民”、“弱政—弱民”、“弱政—‘刁民’”及“強政—‘刁民’”(經驗分析而非價值評價)等官民互動中非正常模式的交叉并存。

　　有鑒于此，從現代國家建設的角度來尋找解決之道，就必須從增強政權的公共性入手：一方面，使公權力的構建和運行符合民主與法制理念，受到制度和法律規約；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和完善其作為公共組織的供給與服務職能；與此同時，也必須不斷提高公民社會的完善程度，讓民眾既享有權利，又履行義務，同時養成相應的法治意識和責任倫理。

　　一個社會的官民關系是官與民相互塑造的結果，但在許多時候，矛盾和責任的主要方在官，因為畢竟是它掌握著制度建設與政治文化培塑的主動權，這一點尤其應當引起為政者的思考。 (吳毅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干部感言

　　干部培養需要戰略規劃

　　在年輕干部培養的制度機制上，一些地方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現在，雖然不少地方都在提干部年輕化，可是往往沒有一個長遠的培養計劃。還有對于年輕干部，任職年限也太隨便，有的干部簡直是在坐飛機，有的一年內就可連升幾級，調換幾個地方，往往是還沒有完全熟悉情況，就已經被調走。這樣的培養模式其實不是在培養能力，只是在培養資歷。可是有的優秀年輕干部卻往往幾年、甚至是幾十年都不會升遷。

　　(江蘇基層干部 丁健明)

　　熟悉基層工作的干部不能越來越少

　　過去，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擁有一大批熟悉農村工作的干部，這是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政治和組織保證。但是，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干部隊伍結構發生變化，各級干部中熟悉農村工作的同志越來越少，加之重視不夠、措施不力，一些領導班子中缺少熟悉農村工作干部的問題逐步顯現。特別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特殊條件下，必須要培養有應對危機能力的基層干部，在錯綜復雜的事件中認清方向、理出頭緒、迅速決策、冷靜應對，善于在危機中把握方向，轉危為機。

　　(江西基層干部 陳光良)

　　年輕干部害怕遭遇“潛規則”

　　為何許多年輕人，特別是優秀大學畢業生不愿到基層一線去工作鍛煉？除了條件差、工作難等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害怕遭遇“論資排輩”的“潛規則”。我們承認年輕人遇事經驗不足，但是年輕人精力充沛、干勁十足，再加上科學教育水平較高，只要給他們提供一個合適的平臺，也是能做出一番成績的。可如果年輕人遭遇了“論資排輩”的“潛規則”，將會說不上話、干不上事、排不上座。這樣在基層一線等啊等、熬啊熬，只怕等得心也冷了、人也油了、頭也白了，還依舊身處基層一線的“培養階段”。

　　(大學生村官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