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信訪問題，短期的行政治標之策恰恰是給各級黨政部門減壓和給信訪公民松綁，不要求地方政府來京接訪；上級政府取消對下級的“信訪一票否決”；不對信訪公民的信訪級別作特別的限制。

　　近期一位鄉鎮信訪干部在透露信訪工作的“內幕”時稱，為了嚴格控制信訪數量、無群體性上訪、無越級上訪，甚至零上訪等工作任務不被“一票否決”，當地每到兩會等敏感期，對老上訪戶專人監控；一旦“失控”的“接訪”和“截訪”，甚至要想盡一切辦法在上級信訪部門“銷號”。這位干部不由嘆道，“自從分管信訪以來，我天天膽戰心驚，如履薄冰。”(4月8日《半月談》雜志)這位干部的現身說法，形象地勾勒出，基層政府在這種壓力下的“努力”，成本是多么巨大。基層政府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甚至時間被擠占，許多日常行政事務無法開展。鄉鎮干部對此多有怨言，其潛臺詞是基層政府和干部實際上是“信訪一票否決”的受害者。

　　事實上，如果換到信訪公民的角度，則更能看到“一票否決”制的收效是多么微不足道。能用金錢安撫的上訪人員只能是少數，而對于堅持上訪的人員，基層政府的“對策”則更深地損害了他們的權利。敏感時期被緊逼盯人不說，想盡一切辦法避過地方的圍追堵截，有的甚至傾家蕩產好不容易來到北京或省會，卻因截訪連信訪部門的門都沒有辦法進。更為惡劣的是，有的還因此被毆打，被剝奪人身自由。一旦他們發現尋求說法無門，由此可能產生強烈的絕望情緒并導致惡性循環。也就是說，“信訪一票否決”也許能迫使基層政府解決某些信訪問題，但由于基層政府和干部為了不被“否決”而采取的非正常處理，使許多上訪人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

　　更為嚴重的是，在執行中被扭曲的由“信訪一票否決”所產生的問題還有害于社會公平和公正，有害于國家的司法權威，有害于國家體制的穩定和發展。有關方面之所以采取“一票否決”這種壓力型信訪追究的重要原因，一是信訪問題突出，二是以為具體部門更努力地工作就能助解決問題。可事實上，它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現實中，信訪問題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復雜。而“信訪一票否決”卻并不正視信訪問題產生的深層社會根源，只滿足和迷戀表面的信訪量下降，提出脫離實際的考核目標。因此，有的基層政府為了“政績”，為了不被追究，自然傾向于“應付”，傾向于選擇操作起來最簡便的辦法，對于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拖延或欺騙，就是打擊迫害。這種急功近利的表面解決方式，會埋下更深的隱患。

　　正因為如此，我是反對類似“一票否決”的權力壓力型規定的。它低估了問題的復雜性和長期性，沒有將下級政府可能的“對策”計算在政策設計的初衷里。在我看來，要解決信訪問題，短期的行政治標之策恰恰是給各級黨政部門減壓和給信訪公民松綁，不要求地方政府來京接訪；上級政府不能簡單地對下級進行“信訪一票否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對信訪公民的信訪級別作特別的限制。從中長期來說，是在調整社會各群體間利益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功能的加強。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