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名鄉鎮干部在信訪工作中的真實經歷，而且這種經歷還在不斷繼續。作為中國最基層的行政工作人員，他們的行為被上訪者、上級部門、新聞媒體等做著形形色色的解讀。然而，當真正走進他們，你才會理解他們的無奈和隱衷。一個基層信訪干部的生存狀態，折射著體制的痼疾，也在砥礪著那些“習以為常”的神經。這，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干部“截訪”的心路歷程

　　我在鄉鎮工作十幾個年頭，從事信訪工作6年多，10多年來在幾個鄉鎮干過，從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員成長為分管信訪工作的鎮黨委副書記。自從分管信訪以來，我天天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李水富(化名)是一名遠近聞名的老上訪戶，至今未婚、無業。從17歲隨父親以“受迫害”為由上訪，30多年來，他幾乎每年都要在重大會議召開時(如中央、省、市級“兩會”等)上訪。他一旦進京，或到省上、市里，鎮政府都要安排專人去接訪，甚至中途截訪。每次接訪，我們都要安排兩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來回一趟，每次差旅費少則三五千元，多則上萬元。

　　近年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每到全國“兩會”等時期，鎮里都要派出5名干部24小時跟隨李水富，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廁所，一次耗時半個多月。如果一年下來有多個敏感期，每年單是穩控他一個人的費用就多達數萬元。如一不小心失控，還要到火車站、汽車站分頭堵截，堵不住就到北京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一次，一位領導來市里視察，根據上級指示，李水富等“不穩定分子”一定要在監控視線之內。所在鎮政府安排兩人提前3天到其住處進行監控。當我們過去時，李水富不在家，這可急壞了工作人員。經過四處打聽，得知他父親生病住院了，工作人員立即趕到醫院，在醫院附近蹲點。大熱天，負責監控的2名工作人員站在樓頂，曬得像“黑鬼”一樣。由于每2個小時要向領導匯報一次李水富的去向，有時遇到他在房間打瞌睡，工作人員看不到他在房間里晃動，心里就發毛。由于不能驚動李水富，只得托請院方人員親自到房間觀察一下方可放心。如此心神不安一連幾天，直到領導視察完，“盯梢”工作才算結束。

　　在我們鎮，既有李水富這樣的個體上訪案件，還有諸如未轉正的民辦教師、對補償不滿意的拆遷戶等集體上訪案件，每到重大敏感日期，都需要專人監控。一旦失控，我們必須圍追堵截，確保他們不進省上京，實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盡一切辦法在信訪登記機關“銷號”(不被上級機關記錄)，確保不被“一票否決”。

　　“一票否決”苦了基層黨委、政府

　　多年來，基層鄉鎮為了信訪穩定工作，設立了信訪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安排了一大批人員從事這項工作。前幾年，信訪部門是個群眾的出氣筒、社會的減壓器。自從實行了信訪“一票否決”制，上級信訪部門成了“香餑餑”，只是苦了最基層的鄉鎮黨委、政府。有些群眾上訪，確實是由于個別政府部門或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的原因。有些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政治素質差，三言兩語想把群眾打發走，能一天解決的拖上一個月，更有甚者辦事不公，惡語相加，激起了群眾不滿，造成上訪案件。

　　不好處理的是，有些上級機關的個別接訪者亂表態，致使當事人訴求越來越高，越來越不切合實際，一個小問題多年得不到解決，成了大問題，最后誘發了越級上訪。由于信訪工作實行“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但是對不負責、不辦理的上級機關和部門卻沒有實質性的處理措施。懾于上級“一票否決”的威力，許多鄉鎮對上訪人除了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圍追堵截外，別無他法。有時，還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讓老實人吃虧、“會鬧騰的”賺便宜的事來。

　　最難解決的是一些比較棘手的群體性上訪案件，在我們這里有一個村，村里有兩大家族，每次村委會換屆，雙方都爭得不可開交。如果一方上臺，另一方就聚集人群挑毛病、找茬子，將問題都找到了“文革”期間，找到了十幾年前的土地承包問題上。他們經常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爭執不休，鎮政府領導換了多茬也難以解決。許多村民認為上訪就能解決問題，上訪就能引起更高領導的重視，致使我們的工作天天忙于接訪，許多日常的行政事務根本無法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