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就是在松山。

　　方軍：就是在松山，我采訪他的時候他90歲，他跟我說，他說我再也不愿意回憶那段情景了，我希望這段歷史永遠在我心目中忘卻掉，當時這面山和這面山上很多的暗堡，等中國軍隊沖到跟前了，不知道敵人在哪兒，敵人把那些暗堡門打開，所以我覺得《我的團長我的團》里面有很多情景就像松山戰(zhàn)役，他說他的一個營六百多人，就看著在那兒死，沒有辦法。有這樣一個老人，他叫吳昌岌，這個吳昌顯在北京通縣上學，盧溝橋事變以后，他到黃埔軍校去念書，到黃埔軍校以后他就隨著中國軍隊一直打到滇西，作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他的團打松山的時候，五百多人都死了，傷一千多人，所以這個老人他就說，他永遠不回來了，他要永遠跟著他的士兵，他是團參謀長。

　　李小萌：他是哪里人？

　　方軍：他老家是山東人，他爸爸帶著他又去過河南，他上學的時候是在北京通縣上學，是這樣一個老人，說一口的北京話。很多人是他的下級，都犧牲在那兒了，他放不下這些人。

　　李小萌：當您采訪這些算是戰(zhàn)爭幸存者的時候，看到他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處境，對您有什么觸動嗎？

　　方軍：我覺得他們現(xiàn)在很多士兵生活都非常貧困，你們想象不到，他每天用一個大鐵鍋煮兩個老玉米，鐵鍋邊上都是銹，上午吃一個老玉米，下午吃一個，所以我跟這些老兵在一起有的時候心里非常難過。像200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騰沖抗戰(zhàn)的最后62個老兵》，我跟他們一起去國殤墓園去獻花，這些老兵折胳膊斷腿，但是他們互相攙扶著，不讓人家扶，要自己走到戰(zhàn)友的墓碑前面去。

　　李小萌：每個人腰板其實都挺直的，您看第一位，昂首挺胸的，雖然是白胡子了，拄著拐杖。

　　方軍：是，而且他們在墓碑前高呼三個口號，一個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萬歲，一個是為國家犧牲的軍人們萬歲，還有就是中華民族萬歲。剛才說這些老兵，2003年他們是最后的62個人，到現(xiàn)在還剩12個人，50個人都故去了。

　　1942年3月至1945年3月，應英軍邀請，為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滇西投入兵力約40萬，實現(xiàn)了保衛(wèi)海外運送援華物資惟一通道——滇緬公路的戰(zhàn)略目標，揭開了正面戰(zhàn)場的反攻序幕。為此，中國遠征軍犧牲官兵約20萬。

　　李小萌：這么短短幾年當中。

　　方軍：像這個老人也去世了。

　　李小萌：哪一年？

　　方軍：他是兩年前去世的，到現(xiàn)在他還沒有墓碑，張家福老人跟您講述過去的歷史，他也會要講講現(xiàn)在他的處境。

　　李小萌：他是平和的嗎？他有什么愿望還沒有達成嗎？

　　方軍：不是物質上的，物質上的那些好像還不是特別重要，但是精神上他們希望更多的人不要忘記他們。

　　李小萌：想起中國遠征軍在不管是在云南還是在緬甸抗戰(zhàn)，您腦海里浮現(xiàn)的是怎么樣一種圖景？

　　方軍：不能說他們是最慘烈的，因為我采訪的親歷過戰(zhàn)爭的十種人，都是慘烈的，都是充滿了悲傷，充滿了血和淚。我不停地采訪，我覺得我不能停下來，要寫放在以后再寫，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八九十歲，如果我稍微放松一下，我覺得這一兩年吧，就應該是口述史最后的機會了。如果要是研究抗戰(zhàn)史，任何戰(zhàn)爭博物館都有三點，叫人證、物證、口述史，缺了一樣就沒有生命力。

　　李小萌：我看了您的個人經(jīng)歷，我有一點非常感興趣，您的父親、伯父、叔父都是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伯父、叔父都是被侵華日軍殺害的。家里有這樣的歷史，而您在成年之后自己去學了日語，又到日本去工作，現(xiàn)在研究抗日戰(zhàn)爭，同時還有很多日本老兵的朋友，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您究竟是怎么樣看待這段歷史的呢？

　　方軍：戰(zhàn)爭已經(jīng)過去64年了，因為我在日本待了很多年，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平和地看待這段歷史，不管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首先我覺得中國人應該尊重自己，應該尊重自己，像這次《我的團長我的團》，我認為就是尊重自己的開始，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臺兒莊戰(zhàn)役，我覺得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不斷地總結戰(zhàn)爭過去發(fā)生的事情，不斷地改變自己、修正自己，讓世界各國都沿著一條和平的路走下去，這是非常好的。我是覺得將來的人，將來的中日關系應該盡可能地避免戰(zhàn)爭，但是應該更多地總結過去中國人為國家流血犧牲的這些事實，就是應該先尊重自己。我們中國那么多的好男兒，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流血犧牲，應該把他們記錄下來，我認為這是尊重自己的開始。

　　李小萌：在了解戰(zhàn)爭和寫戰(zhàn)爭的這個過程中，其實作為作者的心靈也在受到戰(zhàn)爭的一種摧殘我覺得，因為你要去想那個血腥，去體會當時人們的心情，但同時你要為了希望和光明去寫作，您怎么去面對這種掙扎呢？

　　方軍：我1984年在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我給日本記者當秘書，所以我的很多采訪，包括我的寫作，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受他們的傳染，日本記者的工作狀態(tài)是什么狀態(tài)？就是記錄，毫不評說，也不大投入感情，他把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把這些故事留給其他人，可能是我跟他們工作時間太長。

　　李小萌：控制住，為了自己為了能夠走得長遠，不要過多地投入感情在一個點上，在一個事兒上是吧，有沒有失控的時候？

　　方軍：有，很多時候，像我在云南采訪的時候，有一個軍醫(yī)，他叫李直，他是個少校，我去了以后他給我講中國遠征軍的故事，像這就是李直，這是這些騰沖抗戰(zhàn)最后的62個老兵，這是國殤墓園上面所有的墓碑，八千多個墓碑，我的天，可不得了。這個李直是個少校，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就說打騰沖戰(zhàn)役的時候，很多傷員，這些傷員腿都被打折了，他給包扎了以后，這些人爬著再爬回前線，而且很多傷員抬下來之后，很多華僑、中國人，大家互相下跪，要爭這個抬擔架的機會，當時中國遠征軍大反攻的時候就是這種情景，它和抗戰(zhàn)初期，中國軍隊大量逃跑，像9.18事變，才五千日本兵，22萬關東軍，就是中國的東北軍撤回關內，像盧溝橋事變才一萬日本兵，居然打得29軍十萬人在這兒，撤退。到滇西抗戰(zhàn)這種反攻的時候已經(jīng)永遠不在了，所以你問我難受的時候，就是他給我講故事的時候，院子里鮮花盛開，那種香氣沁人心脾，等我再去的時候他已經(jīng)去世了，所以寶山電視臺很多記者都說李直上校已經(jīng)去世了，我說我還要去看看他，我到他們家門口的時候，就看見那些樹上的那些花已經(jīng)凋零了，院子里沒有生氣，但是我就站在門口敲門，不斷地敲門，我想李直少校一定能體驗到北京人來看他，而且這么多人還在關心他。所以我在李直家不斷地敲門，等我回頭的時候我看見寶山電視臺的幾個記者站在我身后，他們都掉下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