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龍網曝出消息，重慶市奉節縣吐祥鎮黨政辦主任雷清平在不請假的情況下，利用上班時間跑去為一位朋友辦生日宴。這一做法，引來當地不少群眾的質疑。當地記者對其采訪時，雷清平竟稱：不管記者是在報上、網上、中央媒體乃至于人民日報上“曝光”也好，他作為國家公務員，最多也就是給個處分，不可能開除公職。

　　幾乎是同一時間又有報道稱：四川南充市地方海事局工作人員上班時間在海事船上打牌，被人拍照并傳上網。日前，海事局對此事進行了調查處理，當事人作出書面檢討并被罰款10元。

　　兩件事被媒體稱為“最牛公務員”和“最牛處罰”，引起網友熱議。記者今天在采訪有關公務員法專家時，他們均強調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公務員相關法律法規得不到落實，使得一些公務員不必擔心自己會受到懲罰或丟了飯碗，從而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

　　事件性質關鍵是執法能不能到位

　　“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公務員必須忠于職守，勤勉盡責，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像‘最牛公務員’這樣的行為顯然違背了公務員的職業道德，與法律所要求的公務員精神是相悖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關鍵不是犯了多大錯誤，作為一名公務員就不應該有這種態度。

　　“上班時間不請假去辦私事，也明顯違反了公務員紀律，應當受到處分，而開除也是處分的一種。”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對記者說。

　　記者查閱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條例第19條規定，曠工或者因公外出、請假期滿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第28條規定，嚴重違反公務員職業道德，工作作風懈怠、工作態度惡劣，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

　　而公務員法第83條也規定，不履行公務員義務，不遵守公務員紀律，經教育仍無轉變，不適合繼續在機關工作，又不宜給予開除處分的，予以辭退。

　　“分析‘最牛公務員’的這種態度產生的原因，不僅僅是激勵機制的問題，關鍵是執法到不到位的問題。”宋世明說，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于公務員的各種違法行為如何懲處已經有了相應的規定，關鍵是得不到很好的落實。

　　問題根源監督機制運行是否正常

　　“假如沒被媒體曝光，這位‘最牛公務員’可能連最輕的警告或者記過處分都不會背上。”中國政法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劉俊生說，這是由于長期以來監督運行機制不到位造成的。

　　據介紹，約束公務員行為的法律主要是公務員法和行政監察法，以及《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而在監督機制上，公務員的監督一般包括內部的層級監督和外部的紀檢委、人大等的監督，但往往難以發揮有效作用。

　　“大家一般都認為公務員上班遲到或者哪天上班時間去辦私事、沒事時打打牌并不是什么大事，一般也不會受到什么處分，所以才對這種違反紀律的事情這么不在乎。上級領導如果不是那種嚴格執行法律法規規定、對下屬嚴格要求的領導，一般睜只眼閉只眼也就過去了。況且中國是‘人情社會’，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傷了感情’。”劉俊生說，即使是犯了大錯，只要不是嚴重到危及自己的利益，犯錯的公務員又與領導關系很好，一般也是能不處分就不處分，處分了也盡量從輕。

　　“而其他的外部監督部門一般需要通過群眾舉報了解到這一問題，再根據情況進行處理，他們的監督權力同樣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劉俊生說。

　　“法律一旦得不到很好地執行，自然就會失去它的震懾力，這也是目前有些公務員態度會如此囂張的原因。”宋世明說。

　　解決建議細化法律建正常監督機制

　　據了解，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的規定，公務員違法違紀行為及其適用的處分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章節，但條例規定，對于這一章中“未作規定的應當給予處分的違法違紀行為以及相應的處分幅度。”由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補充規定。

　　比如，第19條規定的由于曠工“造成不良影響”的情形，究竟這個“不良影響”具體指什么？“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什么情況屬于“情節嚴重”？可能都要由地方來規定。“法律這樣授權后，究竟地方上怎么做？做不做？也很令人擔憂。”楊建順說。

　　“最牛處罰”中的10元罰款正是這種法律設定的自由裁量權的表現，“依法從輕”往往會成為責任人所在部門更愿意做的選擇。

　　“要細化法律，更要加強落實。”楊建順強調，應當建立起一套正常的監督考核機制，將日常監督考核與年終監督考核結合起來。從公務員“德、能、勤、績、廉”五方面表現來評價一名公務員是否稱職，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予以辭退。“關鍵是將這套機制正常運行起來”。

　　楊建順還指出，上級領導不履行監督職責，除了與考核機制不到位有關，與公務員職位分類不夠詳細也有關系。如果每個公務員的職位描述再詳細一些，規定哪些是這個職位應當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如果下屬犯錯，領導應當承擔的連帶責任是什么，就很容易進行責任劃分和懲罰。

　　“當內部的監督機制不到位時，應當大力發揮外部監督機制如網絡、電視、報刊等媒體以及公眾監督的作用。而新聞輿論監督在國外也是除了政府監督、公眾監督之外一種非常重要的監督方式。”劉俊生說。(本報記者 劉姝宏)